图为杨家沟旧貌。  (米脂县杨家沟革命纪念馆供图)

　　1941年5月19日，毛泽东同志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号召全党树立理论和实际相结合、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学风。8月，党中央作出了关于开展调查研究的决定，把提倡调查研究看成是扫除主观主义作风的重要环节。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张闻天率先响应号召，主动要求到农村去“补课”。经党中央同意，他从中央几个部门抽调了刘英(张闻天妻子)、雍文涛、薛光军、曾彦修、尚明、徐羽、许大远、薛一平、马洪等九名干部，组成了“延安农村工作调查团”，于1942年1月26日起，深入陕北、晋西北农村基层进行了为期390多天的蹲点式调研。

　　调查团的重点是调查晋陕根据地区域农村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检视党在抗战时期的农村经济政策，并通过农村社会实际情况，进一步完善党的抗战政策。由于敌情的变化，调查团结束了自1942年2月起辗转于神府县与晋西北地区兴县的农村调查后，从9月26日起开始了以米脂县杨家沟为中心的农村调查。

　　典型调查要注重调查地点的选择

　　调查地点的选择很有针对性。

　　神府县是经过土地革命的无“地主”县份，调查主题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兴县农村属于既未经过土地革命又无大地主的普通小农经济区，调查主题虽仍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但调查重点则为土地问题。在米脂县杨家沟村则是以马氏地主集团最大地主马维新为切入点，通过查阅马家百余年地租、高利贷、商业账簿和对社会各阶层进行广泛考察，重点调查了地主经济。

　　1942年7月，随着米脂县“三三制”政权的建立，全县政治形势基本稳定。米脂县人民群众拥护党的革命政权，全县政治气氛十分浓厚，民主、进步的形势空前活跃。杨家沟村位于米脂县城东南20余公里外，早在1940年就成为了解放区(当时属中共米脂县何岔区第六乡委员会)，但又是一个未经过土地改革且保存大地主经济、全国罕见的地主经济条件集中的村庄，具有典型的标本意义。

　　杨家沟马氏地主集团，具有封建地主阶级剥削农民之共性，同时也具有鲜明的个性。同一始祖的后代聚集在同一村庄，经过世代经营，发展成为拥有数十户地主的庞大集团，这是杨家沟马氏的独特现象。杨家沟马氏同为世祖马云风的子嗣，明末清初开始自己的经营，18世纪中叶发迹，19世纪中叶成为陕北名门望族。当时全村55户地主，在“绥米佳吴清”以及延安等广大地域拥有大量土地。

　　1942年9月26日，张闻天率调查团来到杨家沟调查，直至11月21日调查才结束。正是这次调查，形成了研究中国封建地主经济极为珍贵的历史文献——《米脂县杨家沟调查》。

　　走出去调查是反对本本主义的最佳方法

　　身处领导位置，查阅过大量地方上报材料的张闻天意识到，部分机关干部在整理材料、准备机关审查材料时确实存在着主观主义、形式主义、党八股等不正之风，这就大大降低了地方机关所提供材料的可靠性。为了保证调查研究的真实性，张闻天践行着自己“接触实际，联系群众，这是一个共产党员的终生事业”的诺言。

　　张闻天在调查中特别强调“只有亲自动手得来的材料，才是比较可靠的”。在杨家沟调查的56个日日夜夜中，张闻天既关心现实生活，又关注历史人文演变，他亲手拟定提纲，亲自登门拜访，走遍了杨家沟的家家户户。他用心寻找地主家的各色人物，了解他们的发家史与兴衰变化。

　　为获得第一手资料，张闻天不仅召集各阶层人士召开座谈会，还多次走访村内及邻村的农民与干部，与他们促膝长谈。他分别于10月10日、11日先后向农民刘成元、刘树荣等了解家庭生活以及租种马家地主土地的情况。张闻天身着布衣，和蔼可亲，关心群众疾苦，与群众建立了良好的关系，群众都亲切地称他为张团长。

　　之后，张闻天专门拿出5天时间，向杨家沟地主集团代表人物马维新了解自种、伙种、安种，经营字号生意买卖以及雇工的情况。通过一问一答，马维新主动说出自己经营发家的过程，对话交流中张闻天耐心地听取了马维新关于自己家世的介绍。

　　调查还需要实事求是地在史料中耕耘。

　　张闻天认为“关于过去历史材料，平常人不易记忆清楚，以书面材料较为可靠”。他从可靠还原的角度理解书面历史材料，认为固化的书面历史材料比口述的历史材料更为可靠。

　　当时正值革命战争年代，书面历史材料损毁散失严重，搜集起来实属不易，在得知村里最大地主马维新家保存着自清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直到眼下近百年的大量买地、典地、收租、放租、雇工、经商和日常生活收支等各种账簿以及文约后，张闻天喜出望外，立即让人前去商借。

　　幸运的是马维新是一位开明地主，他把自家所保存的账簿以及文约全部拿了出来给调查团，任凭张闻天他们研究。面对堆积如山又梦寐以求的资料，张闻天如获至宝。张闻天曾风趣地对调查团成员马洪说：“我们好多搞经济学的人，都不知道这一套，而不懂得这一套，经济学上的许多原则就成为了空洞的东西。我们在这里研究地主的账簿，也就正像当年马克思在伦敦大英博物馆里研究资本家的各种材料一样，《资本论》就是这样写出来的呀。”“我们要弄明白中国的经济，也不能不研究马太爷家的‘账本子’。”张闻天不分昼夜地一本一本地详细翻阅，调查团一道核算。马洪打算盘，张闻天用他在美国留学时买的计算尺一笔一笔仔细计算，妻子刘英则帮他抄写数据、材料，一忙就是几十天，没有任何埋怨。

　　在调查过程中，张闻天很好地践行了毛泽东同志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中强调的“收集县志、府志、省志、家谱，加以研究”的方法。除了马维新的“账本子”，调查团还搜集了其他地主(如马瑞唐)的“账本子”、米脂县志、碑记等书面历史材料，他们将所搜集到的米脂县志以及在当地“功德碑”上得到印证的天灾闹荒的历史如实写进了调查报告之中。

　　“调查研究工作的主要方法是分析与综合”

　　调查就是要研究事实，比对事实。

　　张闻天在调查中很是讲究“决不要相信，初次调查来的材料就是可靠的，应该相信，初次调查来的材料常常有很多不可靠的。可靠的材料是要经过几次三番调查才能得来的”。在杨家沟的56个日日夜夜里，张闻天来来回回遍访杨家沟村的家家户户了解情况。10月1日，他来到地主马新民家，通过与其交谈，了解了马家地主的家庭经济发展情况。10月13日、20日、23日、24日、25日，又详细聆听了大地主马维新的讲述。11月，张闻天还分别同米脂县务委员会秘书华奋和地主马荣选进行交流。

　　在米脂的秋冬里，张闻天将马维新从民国六年(1917年)至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这26年间雇佣长工姓名、工资以及牲畜等基本情况以及其他资料一一进行了整理。在整理中，调查团详尽分析了地主马维新在租佃关系、借贷关系、雇佣关系以及商号经营等方面的经济活动。他们发现：从光绪十年(1884年)以来，地主马维新共买地736垧，其中从“典地”转变为“买地”的有550垧，在全部买地中占比高达74.7%，揭示了马维新家兼并土地的主要形式就是从“典地”转变为“买地”。正如张闻天在《米脂县杨家沟调查》中所写的，“过去典价一般占卖价三分之一，所谓卖一典三”，“即在地主方面，典地比买地有利，但得到收租的利好，则典地与买地同”。在张闻天的指导和把关下，调查团又进行了综合分析、修改补充，全面分析了当时的经济、生活、生产关系、阶级斗争、思想动态等。后来，张闻天结束陕北、晋西北农村调查研究后撰写《出发归来记》，总结指出选择好调查研究的典型对象后，“调查研究工作的主要方法是分析与综合”。

　　调查报告由马洪拿出初稿，后经张闻天反复修改而定稿。报告以详实可靠的材料揭示了封建地主阶级如何以地租剥削为基础，对农民进行残酷剥削与掠夺土地，同时详细介绍了大地主如何对中小地主进行弱肉强食的土地兼并情况。

　　《米脂县杨家沟调查》深刻揭示了封建地主阶级剥削农民的规律，成为国内外研究地主经济的珍贵历史文献。它为党中央制定正确的土地改革政策，夺取解放区和全国土地改革的胜利发挥了重要的资政作用，也成为了我们党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光辉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