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遂涛

　　近日闲来翻书，突然想到鲁迅与两个福建朋友的关系，一个由亲转疏，一个由疏渐亲，竟然都与鲁迅建议他们做事有关，颇觉有点意思，特别是由中可以看出三个人的不同个性，于是觉得有谈谈的必要。

　　这两个福建人，一个是在福建土生土长的林语堂，一个是虽然出生在浙江温州，却一辈子自命为福建长乐人的郑振铎。

　　林语堂是著名的文学家、翻译家，也是有名的“幽默大师”。他曾跟鲁迅格外亲近，甚至给人的感觉要比与胡适的关系更近——这是很不容易的，因为林语堂与胡适同为留美派，而且林语堂在国外求学期间，胡适曾自掏腰包，假借北京大学的名义默默资助过他——但是最终林语堂与鲁迅还是疏远了。按照林语堂自己的说法，他与鲁迅曾“相得”两次，“相疏”两次。

　　二人的相疏，原因自然是复杂的，但有一个原因不容忽视。鲁迅在1934年8月13日写给曹聚仁的信中曾说：“语堂是我的老朋友，我应以朋友待之，当《人间世》还未出世，《论语》已很无聊时，曾经竭了我的诚意，写一封信，劝他放弃这玩意儿，我并不主张他去革命，拼死，只劝他译些英国文学名作，以他的英文程度，不但译本于今有用，在将来恐怕也有用的。”站在鲁迅的立场，这样的建议不仅是善意的，也是有价值的。林语堂自小接受西方文化熏陶，是上海圣约翰大学的高材生，又在欧美留学多年，中文功底也好，“两脚踏中西文化”，他如肯做些英语文学的翻译，对社会自然是大好事。

　　可是林语堂当时正热衷于提倡闲适的小品文，鼓吹幽默，让他突然一下子转向，也难怪他一时难以接受。不接受本也正常，因为君子“和而不同”，本就不必意见完全一致。可是鲁迅有点难以接受，他看出了林语堂拒绝背后更丰富的“意味”。仍是在这封信中，鲁迅继续写道：“他回我的信是说，这些事等他老了再说。这时我才悟到我的意见，在语堂看来是暮气，但我至今还自信是良言，要他于中国有益，要他在中国存留，并非要他消灭。他能更急进，那当然很好，但我看是决不会的，我决不出难题给别人做。不过另外也无话可说了。”

　　也无怪乎鲁迅会“敏感”，鲁迅本人是很重视翻译的，自己就翻译过不少表现被压迫民族反抗的作品。可是林语堂竟然会认为翻译是老年时才会去考虑要做的事，只能说俩人对待翻译重要性的认知不同。不过，林语堂认为更重要的事，如鼓吹“幽默”和“闲适”，在那样一个内忧外患交集的艰难时刻，也是鲁迅很难接受的，因而就不能不骂他“无聊”。

　　与林语堂婉拒了鲁迅的好意相比，另外一个福建人郑振铎倒是不折不扣地把鲁迅的建议执行了下去，且取得了不俗的成绩。

　　《鲁迅全集》中共收鲁迅写给郑振铎的信五十余封，自1933年2月始，1936年10月终，说明二人直到鲁迅生命晚期才有较为密切的交往。虽然郑振铎早就在文学界立足，但不知何故，二人一直以来交往并不密切。这五十余封信，内容也几乎全与编选《北平笺谱》《十竹斋笺谱》有关。

　　编选《北平笺谱》也是鲁迅建议郑振铎做的。《鲁迅全集》所收鲁迅给郑振铎的第一封信即是关于提议编选《北平笺谱》的，信中说：“因思倘有人自备佳纸，向各纸铺择尤(对于各派)各印数十至一百幅，纸为书叶形，采色亦须更加浓厚，上加序目，订成一册，或先约同人，或成后售之好事，实不独为文房清玩，亦中国木刻史上之一大纪念耳。不知先生有意于此否?”郑振铎在《访笺杂记》中也称，虽然他搜求明代雕版画已经十余年，访笺也有五六年，但是“引起我对于诗笺发生更大兴趣的是鲁迅先生”“今年春天，我们在上海见到了，他以为北平的笺纸是值得搜访而成为专书的。再过几时，这工作恐怕更不易进行。”与林语堂不同，郑振铎立刻接受了鲁迅的建议，爽快答应了，“我答应一到北平，立刻便开始工作。”郑振铎能立刻答应，当然跟他深刻认识到这项工作的重大意义有关。当然，有可能也跟他十分敬重鲁迅先生有关。

　　郑振铎是一个工作热情极其高涨、行动力也超强的人，回到北平后，他果然便立刻开始搜访笺样、联系印制店家的事。可以说，最琐碎、最困难的工作几乎都是郑振铎承担下来的，关于这一点在《访笺杂记》里写得很真切，几乎到让人看了动容的地步。鲁迅远在上海，只能遥控指挥，同时做些指导、选笺、选纸、设计之类的工作。当然，因为是自己提议的，鲁迅对《北平笺谱》十分上心，不仅出资承担印费，各种各样的细节也考虑得十分周到。郑振铎也事事征求鲁迅的意见，尽管鲁迅说印制的事不用再征求他的意见，尽可“独裁”，但郑振铎仍不时去信请示商量。

　　1933年底，经过近一年的辛苦努力，《北平笺谱》终于印制完成。兴奋之余，郑振铎建议借机将明末刻印的《十竹斋笺谱》予以复刻。鲁迅自然很乐意，并指令郑振铎“要赶快做”。郑振铎接令后立刻找到北京荣宝斋，商量翻刻事宜。但是复刻《十竹斋笺谱》要比编选《北平笺谱》困难得多，而且刻印的店铺只有荣宝斋一家，进度变得十分缓慢。也就难怪鲁迅后来对郑振铎颇有些怨言，几次写信要求郑振铎一段时间内专心于《十竹斋笺谱》，全力完成。可是直到鲁迅去世，《十竹斋笺谱》仍仅印出第一卷。

　　在此期间，鲁迅还给郑振铎提过不少建议，如1934年1月11日给郑振铎的信中写道：“我个人的建议，意为做事万不要停顿在一件上(也许这是我年纪老起来了的缘故)，此书一出，先生大可以作第二事，就是将那资本，来编印明代小说传奇插图，每幅略加解题，仿《笺谱》豫约办法。更进，则北平如尚有若干好事之徒，大可以组织一个会，影印明板小说，如《西游》《平妖》之类，使它能够久传……”

　　鲁迅在1934年6月21日致郑振铎的信中对他还有更多的期冀，称：“至于为青年着想的普及版，我认为印明本插画是不够的，因为明人所作的图，惟明事或不误，一到古衣冠，也还是靠不住，武梁祠画象中之商周时故事画，大约也如此。或者，不如(一)选取汉石刻中画象之清晰者，晋唐人物画(如顾恺之《女史箴图》之类)，直至明朝之《圣谕像解》(西安有刻本)等，加以说明;(二)再选六朝及唐之土佣，托善画者用线条描下(但此种描手，中国现时难得，则只好用照相)，而一一加以说明。”

　　同时鲁迅还建议《水浒图》和《博古页子》，“将来得到时”，可以单印。编选《北平笺谱》期间，鲁迅还曾建议郑振铎搜访私人用笺之佳者，印作一集。

　　鲁迅的构想可谓庞大，这样的构想单靠他自己，定难以实现。好在他遇到了郑振铎，虽然他对郑振铎也有颇多怨言，但即便在那样一个国难当头的特殊时代，郑振铎仍全力帮其实现了。就在抗战期间，郑振铎于1941年刻印完成四卷《十竹斋笺谱》;抗战胜利后更是辑印完成煌煌五辑二十册《中国版画史图录》;新中国成立后又写就《中国古代木刻画史略》一书，算是完成了鲁迅先生的遗愿。

　　相对于林语堂和郑振铎，鲁迅既是长者，也是尊者，他对二人的建议必然包含有期冀的成分。林语堂婉拒了，违背了鲁迅的意愿，鲁迅感觉失望自然是难免的。因失望而疏远也是可以理解的。郑振铎不仅爽快地接受了鲁迅的建议，而且有始有终地完成了，并非郑振铎更尊重鲁迅，或者更“听话”，而是鲁迅的建议恰好正中他的下怀，所以他才会有那么强烈的动力。

　　巧合的是，鲁迅给这两个福建人提出建议恰在同一时期。从建议的内容来看，鲁迅给郑振铎的建议似乎更显得“暮气”，难怪《北平笺谱》《十竹斋笺谱》第一卷面世后，会有人攻击鲁迅，认为鲁迅“言行不一”，有“小资产阶级趣味”，但好在思想同样左倾的郑振铎并不觉得有暮气，而且刚好符合自己的口味。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林语堂老年时确实做了大量的翻译工作，不过不是将英美文学翻译为中文，而是把中国的传统文学翻译成英文。这个工作当然也很重要，因为英美人对中国传统文化更加隔膜，而比他更能胜任这项工作的人也十分稀罕。只是不知如果鲁迅先生地下之灵得知，会对他老朋友这个选择作何评价。

　　(作者单位：厦门市公安局)

　　责任编辑：林少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