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事人，经测算，您自起诉之日到一审判决相似案件平均耗时119天左右。若调解，相似案件经调解结案的平均耗时为27天左右。”手机上点开上海政务服务“一网通办”移动端“随申办”平台，在“虹口区旗舰店”应用板块嵌入了一个小程序，当事人可以在这里获得包括诉讼指引、案例参考、风险评估等交互式诉讼服务。

　　让“智能的司法数据”与“多元的诉讼需求”对话，这是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与中国司法大数据研究院合作推出的数字化诉讼服务，也是上海法院“数助便民”链接城市“数字大脑”共同服务社会民生的一个缩影。

　　经过十年的改革跃迁，从信息化建设起步，到近两年以来数字法院建设的先行先试，如何让技术变革在赋能法官办案的同时，让人民法院“数字化脚步”迈进人民群众的需求里？

　　让诉讼流程可知、诉讼服务可感、诉讼结果可期，这是上海法院站在公平正义的逻辑起点给出的“数字答卷”。

　　诉讼流程可知：“一个标准、一个流程”

　　“再也不用拖着大行李箱来法院立案了。”在上海金融法院，代理金融类批量案件的方律师申请立案的135件证券类虚假陈述纠纷案件，随着上传、储存……不到5分钟，立案信息便全部上传至系统，完成了起诉材料的生成。

　　线上立案、电子送达、开庭审理、结案文书送达、电子卷宗随案生成……从立案到结案，仅30天，这批案卷材料就完成了归档。

　　全流程网上办案体系，将立案从“脚尖”搬到了“指尖”，而电子卷宗“单套制”归档改革作为打通全流程网上办案“最后一公里”的关键环节，也是数字法院建设的基础工程。“法官可以在电子卷宗模块内随时看到案件卷宗，方便掌握案情，质证也可以在网上实现。”上海金融法院法官孙倩感触颇深。

　　近年来，最高人民法院不断推动“电子档案为主、纸质档案为辅”的归档方式改革，在上海等8个地区30余家法院先行试点，实现了从无到有的突破。

　　2020年4月，国家档案局、国务院办公厅电子政务办、国家电子文件管理联席办联合发文，确定由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承担电子文件单套归档和电子档案单套管理试点任务。

　　从笔墨时代向信息时代，再到如今的数字时代，技术革新的号角吹响，上海再次选择了“先行先试”。

　　如果说信息化让标准化成为可能，那么数字化与标准化是相伴而生的。

　　“通过数字化手段，可以更加有效地推动全部诉讼服务项目和工作规程标准化，使法院线上线下的诉讼服务‘一个标准、一个流程’，大大减少人为因素带来的不确定性。”上海高院立案庭副庭长叶琦点开上海法院12368诉讼服务平台，诉讼全过程中的诉讼引导服务能够为当事人提供清晰的诉讼流程和指南，当事人可以随时随地获取关于诉讼流程的详细信息、案件状态、法律文书的模板和填写指南等。

　　而在上海各级法院的诉讼服务大厅，还出现了“智慧的空间”和“聪明的AI”。

　　“怎么立案？”“请问刑法第二十条说的是什么？”“我能不能要求减免诉讼费？”“上班路上被车撞了，能否要求工伤赔偿？”走进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诉讼服务大厅，有一位“数字导诉员”在回答着当事人各种各样的问题。

　　上海二中院立案庭庭长张晔军说，这样的“人机互动”提供了标准化的便民服务，能满足基本的诉讼服务需求，相较传统人工咨询，在即时性、精准性、全面性方面更具有优势。

　　在“数字导诉员”旁边，还有一个“智慧舱”，这是上海法院的一项集约化、信息化诉讼服务便民举措。“智慧舱”共有20多项功能，分为“我要查”“我要办”两大类，可为当事人提供立案登记、辅助书写、案件查询、诉讼费缴纳等服务，这里像诊所一样自动诊断当事人需求，并开出“处方”。

　　依托数字法院建设，目前上海法院运用数字模型筛选碰撞提取有效信息，为“智慧舱”增添语音交互功能、要素式诉状识别功能以及遗漏当事人、案件主要信息提示功能等，提升“智慧舱”数智化、精准化、便捷化服务。

　　诉讼服务可感：数字边缘仍有呵护

　　改变不止于法院内部。

　　2019年，上海率先探索以“一张网”形式为城市运行管理服务，并提出了“一屏观天下，一网管全城”的目标。

　　这一年，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上海时指出，要抓一些“牛鼻子”工作，抓好“政务服务一网通办”、“城市运行一网统管”。

　　如今，“两张网”已然成为上海这个超大城市科学化、精细化、智能化治理的“牛鼻子”。

　　随着数字法院建设的推进，司法大数据与政务大数据实现了汇集与碰撞。2023年，上海市闵行区档案馆在访问闵行区人民法院时，提到了对离婚生效裁判文书的数据需求，“当前的民生档案查询中，婚姻类档案的查询占近70%，且多年来一直位于市政府‘一网通办’民生查询的首位”。

　　于是，将离婚裁判文书纳入“一网通办”民生档案查询公共服务，这是上海在全国范围内的首次尝试。

　　还有没有更加贴近当事人需求的做法？上海高院立案庭庭长乔蓓华向记者介绍，目前上海法院正在开发“离婚证明书自助生成推送”应用场景，通过筛选已经生效的离婚案件法律文书，提取当事人姓名、身份信息及法律文书生效时间，自动生成离婚证明书并向当事人发送，免去当事人在法院与民政机关反复奔波的辛苦。

　　“数助便民”带来的切实便利越来越多地被感知到。安杰世泽律师事务所律师权亮羽表示，“案件生效证明自助申请开具”应用场景能很好地辅助权利人顺畅地申请执行，并保障胜诉当事人权益及时实现。

　　“看似简单的应用，既给当事人和律师减轻了负担，又优化了诉讼体验，是一项便民、利民的实实在在的举措，也是‘司法数字智慧化提升正义效率’范例，我要给它点个大大的赞。”权亮羽说。

　　“案件是民生需求的反映，‘数助便民’就是要奔着需求去。”作为党的二十大代表、全国模范法官，乔蓓华曾经在民事审判领域以“劳动争议百问不倒的法官”而名，也曾经长期在立案窗口一线直面当事人的诉求。

　　在诉讼服务中，人民群众的需求是多元化和个性化的。“数助便民”在司法服务中的体现，不仅通过数据碰撞提升了便民服务的精准度，更在细节上体现了对各类人群特别是弱势群体的尊重与关怀。

　　比如，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在立案大厅设置了手语窗口，配备实时语音文字转换设备，帮助老年人、残障人士等更好地了解司法服务信息。

　　与此同时，法院内外的数据碰撞还为身处困境的群体伸出援手。在今年“三八”国际妇女节前夕，上海法院“涉家暴信息沟通共享机制”应用场景正式推广。

　　一直以来，上海法院持续探索实施人身安全保护令制度，为反家庭暴力提供了有力保障。但由于妇联等相关部门此前无法第一时间获取法院涉家暴案件信息，使保护令的效能受到一定影响。

　　这一应用场景以上海法院审判办案系统、上海法院裁判文书库为依托，筛选出上海法院所制发的“人身安全保护令”裁判信息，并推送至上海市妇联等相关部门。

　　“一方面，法院对人身安全保护令等执行力量不足，而妇联具有较强的基层组织力量。另一方面，妇联缺乏家暴信息来源，而法院数据库保存了较多涉家暴案件信息。”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未成年人与家事案件综合审判庭庭长方方说，“通过汇集法院、妇联及更多其他社会力量，合力铸就‘司法﹢’多重反家暴‘保护墙’，真正把妇女儿童权益保护落到实处。”

　　如果说，从“脚尖”到“指尖”的技术迭代让司法服务更“聪明”，那么从“指尖”到“心间”的距离，是上海数字法院建设更“温情”的一面，让站在数字鸿沟两端的不同社会群体感受到司法关怀。

　　诉讼结果可期：让“法的可预期性”具象呈现

　　除了让诉讼流程可见、诉讼服务可感，“数助便民”还可以怎样更进一步？

　　上海法院正在探索的诉讼风险评估类应用场景，集中展示了数据碰撞的智慧。

　　“从大数据分析来看，同类案件胜诉较多，但诉讼有风险，请注意收集和保存有利的证据。”

　　“从大数据分析来看，您起诉的被告已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请合理预判诉讼后果及时调整策略。”

　　简单点击操作，就能预估诉讼风险，获得类案调解指导……依托大数据和信息技术，帮助当事人了解诉讼风险，让“法的可预期性”具象呈现。

　　在诉讼风险评估类场景中，当事人可根据自身纠纷的实际情况，通过问答互动方式选择相对应选项。以继承纠纷为例，应用场景将通过当事人回答的单选或多选答案快速了解案情，如“与被继承人的关系”“被继承人是否留有遗嘱”“请求继承的遗产类型是房产、存款还是其他”……

　　当事人选择完成后，应用场景通过将选项内容与法答网和人民法院案例库中的问题或案例自动匹配，以胜诉率的形式直观展现诉讼风险，通过大数据分析，展示相似案件中得到支持的案件比例。同时提供“相似案例”展示功能，当事人点击查阅，即可获得其他同类案件的裁判结果，以印证风险提示的客观性。

　　“从被动式服务向主动式服务、从便捷式服务向便民式服务。”面对数字化加持的服务能级的重大跃升，乔蓓华用了一个词：审慎。“这是没有‘容错率’的探索，还是要不断优化诉讼服务流程和服务方式，确保人民群众能够享受到更加优质的诉讼服务。”

　　数字法院对诉讼服务的定位之一，就是通过系统自动分析比对，为当事人推送法律适用规则、裁量尺度标准、相关法律法规、类案参考，提供司法裁判走向预测及诉讼风险评估，让诉讼结果更加可期。

　　诉讼风险评估类场景还设计了时间与费用成本测算功能，根据案情的具体情况，分别展示诉讼与调解将要花费的时间和费用，有利于当事人做出合理的抉择。

　　比如，当事人点击进行诉讼风险评估后，向当事人发送判决时间和调解时间的对比。又如“财产案件的诉讼费根据诉讼请求的金额或者价值确定，您当前案件的诉讼费用约为50元。若在起诉前进行调解，您可联系调解机构了解相关费用；若立案后进行调解，并以调解结案的，人民法院将减半收取诉讼费”。

　　这样的“可预期”也受到了人民调解员的欢迎，上海高院研发推广了“调解参考案例及裁判文书推送”应用场景，在诉前调解时，将参考案例推送给人民调解员，如果调解没有成功，还会将案件后续审理结案的裁判文书再次推送给调解员。

　　“我想知道，为什么当事人没有接受调解，知道最后的判决结果，会帮助我在今后的调解中更加了解当事人的需求。”一位人民调解员告诉记者。

　　这些“预期”所指向的，是以“数字正义”保障“个案正义”，最终还是为了“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数助便民’这一理念深植于诉讼服务领域的数字化转型之中，不仅仅是对诉讼流程的一种技术革新，更是对服务理念的全面升华。要以人民群众的需求为中心不断优化服务流程和质量，确保人民群众在诉讼过程中能够真正感受到正义和温暖。”上海高院党组成员、副院长林晓镍说。（记者 张巧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