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好，我想咨询一下继承公证，请问怎么收费呀？”

　　“咨询是免费的，请您说说具体情况，我尽量现场给您解答……”

　　早上9点，北京市长安公证处接待厅里，前来咨询业务、办理公证事项的市民络绎不绝。接待厅一侧的电子屏上滚动播放着长安公证处机构简介、公证员身份信息以及公证收费标准等。

　　市民在北京市长安公证处接待大厅咨询、取号。光明日报记者王金虎摄

　　包括公证、仲裁等在内的司法行政为境内外经贸往来活动提供了有力法治支撑，在降低风险、促进高效合作、护航我国企业走出去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近日，司法部组织“‘一带一路’法治同行”暨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主题采访活动，探访北京司法行政系统服务共建“一带一路”、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方面的做法与成效。

　　一纸公证书 助力企业出海名正事成

　　公证，多数人可能接触不多，但其在生活中无处不在。

　　北京市长安公证处副主任蒋笃恒介绍，小到遗嘱、继承、赠与、亲属关系，大到公司章程、经济合同、招标投标等事项，都会涉及公证业务。公证是依法对民事法律行为和文书等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证明的活动。经过公证的事项，在法律上是有效和真实的。

　　在涉外活动中，公证扮演着重要角色，是国际认可的权威证明。根据公证法，一份公证书需要在国外使用，并且该国家要求对公证书进行认证，那么这份公证书就必须经过我国外交部或者外交部授权的机构，以及有关国家在我国设立的使（领）馆进行认证。

　　蒋笃恒告诉记者，比如一份国内学历证书或者法律文书，其效力范围往往是指向我国境内的，在国内具有法律效力并不意味着就会被国外认可。一旦出境使用，就需要对其进行公证，凭有效公证书证明其合法性和真实性。

　　涉外公证是跨越国界、保障权益的必备工具，是跨国信任的“翻译官”。但是，一纸公证书是何以助力企业“破浪”出海呢？长安公证处业务八部主任董皓向记者讲述了一个案例，某公司负责我国在中东大型项目中的部分重要工作，在进行企业资料备案时被告知，由于该公司英文名称与该国贸易黑名单中一公司英文名称雷同，其在中东开展工作极有可能被拒。一旦被拒，整个项目进展都将受到难以挽回的影响。

　　怎么办？情急之下，该公司找到长安公证处。长安公证处受理了该公司公证申请，及时对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内容进行证据保全公证，从两家公司名称、股东、注册地址等信息的差异来向该国相关部门证明二者的区别，并出具中文和阿拉伯语的双语公证书，代其办理了外交部和使馆的双认证。最终，该公司成功备案，项目得以顺利推进。

　　“通过公证程序将企业信息转化为具有国际认可效力的证据，为这家公司‘正名’，扫除因名称雷同导致的潜在贸易壁垒，真正做到了防患于未然，这充分体现了公证在跨国贸易合规、法律风险防范、企业信用体系建设等方面所发挥的重要作用。”董皓说。

　　记者了解到，目前北京市共有公证机构24家，均可办理涉外公证业务。“公证机构在对外经贸合作中发挥着法律‘通行证’的作用，在企业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招投标、跨境投融资、经贸交流合作等方面提供多样化、高质量公证法律服务。”北京市司法局公证工作处副处长杨宇浩表示，近三年来，北京公证行业共办理涉外公证事项69.2万件，出具的涉外公证书发往180多个国家和地区，业务范围辐射90%以上的“一带一路”共建国家。

　　为进一步推动公证服务便民利企，北京近年来实行中小微企业公证服务“首问负责制”，全面开通中小微企业公证服务绿色通道，并已建立起线上公证服务平台，逐步实现与户籍管理、婚姻登记、不动产登记等职能部门信息互联共享，逐步形成了“一窗受理、集成服务、一站办结”的公证服务。

　　同时，为了让远在海外的企业和公民在所在地便捷办理公证业务，北京公证机构广泛开展海外远程视频公证。“目前，北京市方圆、长安、海诚三家公证处与100多个驻外使领馆建立海外远程视频公证合作办理机制，已办理海外远程视频公证400余件。”杨宇浩说。

　　一起贸易纠纷 见证我国仲裁事业铿锵步伐

　　某公司为赴美上市企业，其股东A将股权出售给B公司，双方签订协议，约定若产生争议则选择在北京仲裁委员会仲裁。之后，A将一部分股票转让给了B公司，并完成了过户。但是，意外却发生了，B公司拒绝付款，并且不退还已过户的股票。由于产生了争议，根据协议约定，案件由北京仲裁委员会受理。

　　但是，仲裁区别于司法诉讼，仲裁案件的仲裁庭组成时间往往较长。为避免涉案股票在仲裁期间再次被B公司出售，导致损失扩大，A向美国某州法院申请禁令，请求在仲裁裁决作出前，禁止B方出售涉案股票，但被该法院驳回。

　　情势紧急，如何破局？当事人再次将目光投向北京仲裁委员会。当时，北京仲裁委员会正在修改完善仲裁规则，其中就包括“紧急仲裁员”制度，即在仲裁庭组成之前，由仲裁机构根据当事人的申请，指定一位紧急仲裁员按照规则既定的程序审查当事人的申请，在较短时间内做出是否支持当事人申请的决定。

　　启动这一程序后，紧急仲裁员刘京在15天内作出裁决，支持了A方的申请。最终，案件裁决得到了很好执行。一起跨国仲裁案，就此画上句号。

　　“无论在国内还是国际上，‘紧急仲裁员’都是比较新的事物，这一案件通过‘紧急仲裁员’制度顺利结案，也表明我国仲裁事业在不断前进，在规则探索、创新和实践上步履铿锵。”刘京说。

　　记者问，企业之间有了纠纷为何不选择走司法诉讼程序，而要选择仲裁程序呢？

　　北京仲裁委员会工作人员正在处理业务。 光明日报记者王金虎摄

　　北京仲裁委员会秘书长姜丽丽解释：“通过司法诉讼方式解决争议，依赖于一国的司法主权，司法判决、裁定的效力通常限于该国司法主权范围内。由于不同国家国情、法律体系、文化传统等存在较大差异，一份司法判决、裁定是否能获得别国承认与执行，取决于别国法律的规定，这就使得司法诉讼方式缺乏国际‘流通性’。相形之下，仲裁程序具有灵活、高效等特点，有助于当事人快速解决纠纷，避免长时间的法律诉讼和不必要的成本支出，这使得仲裁成为解决国际贸易纠纷的一种有效和受欢迎的方式。”

　　“企业，尤其是走出去的企业，如果能够熟练运用国际仲裁制度规则，就能大大降低纠纷解决成本，尽快从纠纷中疏解出来，回归创新创造，参与国际市场竞争。良好的仲裁制度对于维护企业合法权益、促进创新，以及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具有重要意义。”姜丽丽说。

　　记者了解到，2025年最新一期的国际仲裁调查报告显示，北京位列伦敦、新加坡、中国香港之后，首次跻身全球最受欢迎仲裁地第四位。

　　“如今，北京在国际仲裁舞台上的话语权和吸引力正不断增强。”北京市司法局公共法律服务管理处处长刘鹏介绍，2024年，在京仲裁机构受理仲裁案件数、案件争议标的额均占全国的25%左右，涉外仲裁案件争议标的额占全国近一半，仲裁裁决在国外法院得到承认和执行。

　　一批“外脑”加盟 为企业走出去“排雷铺路”

　　我国企业走出去的过程中，无论是在海外市场开疆拓土，还是商贸交易，都有律师的身影。

　　“不同国家的社会法律制度与文化背景往往存在显著差异，在某个国家理所当然的行为，换到另一个国家有可能难以被接受。这是我国企业‘出海’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一个课题，在这个过程中涉外法治人才的重要性就凸显出来了。”金杜律师事务所资深合伙人徐萍表示。

　　徐萍向记者分享了一起跨国收购案例，她作为项目负责人，带领团队协助某公司收购美国通用电气公司的家电业务，交易金额超过54亿美元。

　　徐萍介绍，当时通用电气的家电业务遍及美国、墨西哥、沙特、印度、韩国等多个国家，但某公司在其中几个国家并无相应分支机构接收接管这些被收购的业务。这就需要该公司搭建起一个海外架构，完成业务评估和收购接管。

　　于是，徐萍带领团队协调10多个国家当地的律师团队，共同对通用电气家电业务的全球资产状况、法律风险进行摸排调查，比如核心资产、债权债务情况、商标等知识产权许可，以及人员转移等。最终，这一海外并购案顺利完成。

　　“企业在海外做并购、投资过程中难免会遇到各种问题以及潜在风险，比如目标国严格的监管和审查，以及劳动、环保方面的法律风险等。”徐萍告诉记者，要解决问题、排除风险，往往需要借助“外脑”力量，为企业发展“排雷铺路”，这正是涉外律师所扮演的核心角色。

　　包括律师、仲裁员等在内的涉外法治人才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记者了解到，在北京，现有涉外律师5000余名，其中21名律师入选全国律协“一带一路”跨境律师人才库；仲裁行业以北京仲裁委员会为例，外籍仲裁员275人，港澳台仲裁员85名，境外仲裁员覆盖国家（地区）59个，覆盖“一带一路”共建国家36个；北京具有涉外法律服务资格的公证员327名，占公证员总数的74.6%。

　　近年来，北京以实践为导向的涉外法治人才培养机制不断完善，但同时也存在高端实战型涉外法治人才短缺的情况。对此，北京市司法局人事警务处处长尹宏伟表示，未来将以市场需求作为涉外法治人才培养导向，积极发挥政府引导和促进作用，培育涉外法律服务市场，搭建平台、畅通渠道、增加公共投入，激励相关单位提升高端涉外法治人才供应的规模和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