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尖滑过屏幕，凝视这张泛黄的照片：黄土地上，一排排窑洞沉默伫立。这不是寻常民居，而是1944年晋察冀边区高等法院的所在。窑洞前，仿佛还能听到法官在敌机轰鸣间隙宣读判决的铿锵之声，看到卷宗在油灯下被反复研读的剪影。

　　在抗日战争胜利八十周年前夕，河北省法院征集的一批珍贵老照片，带我们穿越时空，回到那个山河破碎、烽火连天的年代。这些定格在相纸上的影像，不仅是历史的见证，更揭示了一段鲜为人知的壮阔篇章：在物资匮乏、强敌环伺的绝境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色政权，如何在太行山上、窑洞之中，用法律守护生命尊严、破除封建枷锁、捍卫民族大义，为新中国法治点燃星火。

　　敌机在头顶盘旋，卷宗在油灯下摊开：土窑里的司法者，用笔墨抵炮火

　　照片中的阜平县史家寨窑洞，诞生于1943年日寇三个月残酷“大扫荡”之后。房屋尽毁，边区机关干部们响应“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像在延安一样，拿起镢头向黄土坡要“法庭”。1944年初，这20孔土窑基本完工，边区高等法院在此安家。

　　环境极其艰苦，但司法工作从未停歇。

　　就在这史家寨，1943年边区第一届参议会通过的《晋察冀边区法院组织条例》得以施行。

　　《条例》构建的司法制度体现了红色司法基调：司法隶属政权体系，以保障政策、保护人民、制裁汉奸为核心任务；边区政策进一步要求依靠群众调查研究，并对犯人实施感化教育而非报复惩罚。

　　窑洞虽陋，却承载着崇高的使命：在战火中为公平正义筑起一道不垮的堤坝。

　　溺死亲女判 5 年！80 年前这纸判决，刺破 “重男轻女” 的千年铁幕

　　【图片介绍】井陉县路北抗日政府司法科（井陉县人民法院前身）对杨某溺婴案作出的刑事判决书。斑驳的纸页上，“判处有期徒刑五年”的判词清晰可见。这是抗日根据地以司法判决严惩溺婴行为，宣告儿童生命权神圣不可侵犯。 (拍摄于井陉县人民法院档案室)

　　1942年，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发布通令，明令禁止并严惩堕胎溺婴。然而，封建陋习积重难返。次年，井陉县南陉村村民杨某重男轻女，仍将刚刚生下的女儿溺亡。老照片中的判决书，正是对这起悲剧的回应。

　　判决书没有含糊其辞：“对于这种杀婴犯罪应加重处罪，在求根绝这样无耻罪行”。依据边区法令，杨某被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剥夺公民权利五年。这纸判决，其意义远超个案。 它旗帜鲜明地宣告：“生女亦人”！ 在“重男轻女”观念根深蒂固的乡村，红色司法以最严厉的姿态，将儿童从封建家长制的“私有财产”地位中解放出来，赋予其作为“人”的独立生命权。

　　这份在战火中诞生的判决，在释法说理中，彰显了对儿童生命权的坚决保护，并凸显了反对和破除重男轻女观念的坚定决心，是儿童权益保护的早期里程碑，闪耀着人权保障的理性光芒。

　　“过继” 竟是卖孩子？民国合约上的 “以地换孩”，被 80 年前法官一句话撕穿

　　2025年7月拍摄于平山县人民法院档案室。左侧为平山县区公所的调查文书，里面记载了以地换孩子的事实；右侧为平山县司法处的判决书，以“变相买卖人口”为由宣告合约无效，保护了被虐待儿童权益，最终被边区高等法院维持解除过继合约，驳回上诉。

　　墨迹对比间，是红色司法对封建宗法制度的决裂。

　　1945年，平山县一桩看似普通的“过继”纠纷，撕开了封建陋习的遮羞布。左侧照片文书中可以看出霍某夫妇与谷云林签订了过继合约，霍家给谷家地和一些粮食，谷家就将孩子过继给了霍家。这是旧时代人口交易的冰冷凭证。更令人发指的是，霍某夫妇对过继的孩子实施了虐待。

　　司法机关没有受困于合约表面的“自愿”，认为过继合约虽为双方自愿签订，但本质上构成“变相买卖人口”，依据《保障人权条例》中“禁止虐待儿童”“人身不得买卖”的规定，判决：合约无效；孩子归还生父。霍某夫妇被训诫并责令书面悔过。

　　这份判决，是司法理念的革命性飞跃：它戳穿了封建宗法制度下“过继契约神圣”的谎言，将未成年人的人身权利和人格尊严置于首位。

　　它确立了“人身不得作为交易标的”的现代法治原则。

　　它宣告“儿童不是家庭私有财产，而是受法律保护的独立个体”。

　　它以实际行动否定了“父权至上”“家务事”不予干预的封建司法传统，将反封建斗争与保障人权紧密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