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家庭的前途命运同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紧密相连。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家庭文明建设。习近平总书记围绕家庭家教家风建设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为推动形成社会主义家庭文明新风尚提供了根本遵循。党的二十大明确提出“加强家庭家教家风建设”，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把“健全发挥家庭家教家风建设在基层治理中作用的机制”作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内容。2021年以来，中央一号文件连续五年提出治理高额彩礼问题，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还特别强调“加大对婚托婚骗等违法行为的打击力度”。

　　最高人民法院一直高度重视婚姻家庭领域矛盾纠纷化解，充分发挥司法机关在统一裁判标准、矛盾多元调处、法治理念宣传等工作中的职能作用。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对家庭文明建设提出的工作要求，着力促推移风易俗、治理高额彩礼，2023年12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第一批涉彩礼纠纷典型案例，生动解答了人民群众争议较多的“闪离”情况下要不要还彩礼、父母是否承担返还彩礼责任等问题，引导社会公众树立“让婚姻始于爱，让彩礼归于礼”的新风尚。2024年2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涉彩礼纠纷司法解释）正式施行，该司法解释就彩礼认定范围、彩礼返还比例的认定原则等作出规定，进一步统一裁判标准。最高人民法院还充分发挥全国一万多个人民法庭的矛盾纠纷化解功能，以巡回审判、以案说法、进村镇（社区）宣讲、及时制发司法建议、推动村规民约建设等多重形式，引导规范彩礼习俗。据统计，2024年全国法院婚约财产纠纷案件增幅明显回落，为家庭和睦、社会稳定提供高质量司法服务和保障。

　　为贯彻落实中央一号文件部署，进一步促推移风易俗，治理高额彩礼，最高人民法院认真总结涉彩礼纠纷司法解释施行以来各地遇到的具体情况，结合人民群众反映较多的热点问题，发布第二批涉彩礼纠纷典型案例。本批典型案例着力明晰以下内容：

　　第一，加大力度打击婚骗行为，坚决否定借婚姻索取财物。

　　民法典第一千零四十二条规定：“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涉彩礼纠纷司法解释第二条规定：“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一方以彩礼为名借婚姻索取财物，另一方要求返还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社会生活中，人民群众对这一原则已达成基本共识，但在处理具体案件时，如何把握借婚姻索取财物的认定标准，仍存在一定困难：一方面，在双方已经办理结婚登记的情况下，判断一方是否是以彩礼为名索取财物，需要考量双方的共同生活等情况。但由于婚后共同生活状态具有私密性，当事人产生矛盾后往往各执一词，这对当事人的举证标准和人民法院的认证能力均提出较高要求。比如此次发布的案例一，赵某（男）与孙某已经办理结婚登记并给付彩礼8.6万元，后赵某提起离婚诉讼，以孙某将婚姻作为获取财物的手段为由，请求法院判决双方离婚、孙某返还全部彩礼。该案中，赵某与孙某就是否共同居住、感情状况等存在较大争议。尽管双方从办理结婚登记到提起离婚诉讼的时间不足一年，但人民法院无法仅依据该事实认定孙某存在不法目的。本案的突破点在于，赵某向法庭提出孙某在近四年中还身涉两起其他离婚诉讼。人民法院依职权调查后发现，孙某不仅在较短时间内多次“闪婚”、均接收较高数额彩礼、婚姻存续时间均较短，更重要的是，历次离婚诉讼中男方对于婚后双方无夫妻之实、孙某回娘家居住的共同生活状态等描述基本一致，结合孙某无法提供证据证明其对维系婚姻作出相应努力，人民法院据此认定孙某以彩礼为名借婚姻索取财物，判令解除婚姻关系，孙某返还全部彩礼8.6万元。另一方面，如何区分借婚姻索取财物与恋爱中的赠与行为，亦是涉彩礼纠纷案件的常见问题。区分借婚姻索取财物还是恋爱中的赠与行为，应当结合双方具体行为予以认定。一般情况下，如果恋爱期间双方互有付出，感情破裂后，一方不能仅以未实现缔结婚姻目的为由主张另一方借婚姻索取财物。而此次发布的案例二中，王某（男）与李某建立恋爱关系后一直异地生活，平时主要靠微信联系。李某主动与王某联系时几乎均以索要彩礼及其他钱财为目的，其余时间拒接、忽略王某电话，对王某的领证提议明确表示要先“给钱”，且李某从未回赠过王某。人民法院综合考虑双方相处模式、感情基础、资金往来等各项因素，认定李某对感情是漠视态度，系借婚姻索取财物，判令其返还从王某处取得的全部财物。从上述两个案例可以看出，无论是恋爱关系还是婚姻关系，都需要双方当事人以感情为基础、共同付出方可维系。如果一方仅是将“缔结婚姻”作为哄骗的噱头，实质上是想让另一方陷入对未来长久共同生活的错误认知，从而心甘情愿地为其出钱买单，这就是一种“婚骗行为”，无论是否办理结婚登记，都不能掩盖其非法目的。

　　第二，严格贯彻诚实信用原则，规制婚介机构借虚假宣传收取高额服务费用。

　　我们在司法审判中发现，部分婚介机构利用适婚男女迫切寻求佳偶的心理，打着提供“闪婚”服务等名号，借机向签订婚介服务合同的当事人收取高昂的手续费。“闪婚”的男女双方由于相识时间短，感情基础薄弱，结婚后往往因各种矛盾而“闪离”，由此又引发离婚纠纷、服务合同纠纷等一系列诉讼，增加了社会不稳定因素，必须对此类行为予以规制。在此次发布的案例三中，某婚介机构基于林某（男）希望尽快找到伴侣结婚的心理，以向其提供“闪婚”服务为名收取服务费17万元。后因“闪离”，林某提起服务合同纠纷诉讼，人民法院综合考虑婚介机构履行合同情况、林某自身过错等因素，判令婚介机构返还服务费15万元。这个案例警示我们，“婚姻不是开盲盒，幸福不能作赌注”，对人对己负责，方可期待收获良缘。

　　第三，立足复杂多样的婚姻家庭生活实际，准确适用彩礼返还规则。

　　在认定彩礼是否返还及返还的具体比例时，人民法院要考虑彩礼的习俗性特征，并根据不同家庭实际情况，综合考虑双方当事人共同生活及孕育情况、有无过错等各项因素，做好释法说理工作，既要解“法结”，更要解“心结”。比如，在案例四中，吴某（男）因未能与刘某缔结婚姻，请求判令刘某返还全部彩礼。人民法院经调查发现，虽然双方未缔结婚姻且未实际共同生活，刘某本应返还全部彩礼，但考虑到双方未能缔结婚姻系因吴某故意隐瞒身患不能生育的重大疾病导致，吴某存在过错，人民法院没有简单判决刘某全部返还，而是从彩礼的传统处理方式、吴某隐瞒行为对刘某情感上造成的伤害等方面进行调解，使吴某、刘某解开心结，就酌减刘某返还彩礼的数额达成一致意见，吴某主动撤回起诉。人民法院在办理案件时应做到“具体案件具体分析”，当事人也需向法庭如实陈述事实，以妥善处理相关纠纷。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家庭和睦则社会安定，家庭幸福则社会祥和，家庭文明则社会文明”。维系家庭稳定、提升婚姻幸福感，是一个庞大而持久的课题，这需要司法机关提供坚实的司法后盾，需要多部门间的协作配合，更需要每个人的努力。同舟共济方能始终，锱铢必较或将成困。希望大家尤其是广大青年人能够对此予以高度重视。最高人民法院也将进一步梳理婚姻家庭领域特别是涉彩礼纠纷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通过发布典型案例、普法宣传等多种形式，促推家庭文明建设，更好地回应人民群众的新要求、新期待。

　　第二批人民法院涉彩礼纠纷典型案例

　　目录

　　案例一：短期内多次“闪婚”并收取高额彩礼，可以认定以彩礼为名借婚姻索取财物——赵某诉孙某离婚纠纷案

　　案例二：一方基于索取财物目的与另一方建立恋爱关系、作出结婚承诺，可以认定为借婚姻索取财物——王某诉李某婚约财产纠纷案

　　案例三：婚介机构以保证“闪婚”为名收取高额服务费，应结合合同履行情况返还部分费用——林某诉某婚介公司服务合同纠纷案

　　案例四：因彩礼给付方隐瞒自身重大疾病导致未办理结婚登记的，应考虑其过错情况对彩礼返还数额予以酌减——吴某诉刘某婚约财产纠纷案

　　案例一

　　短期内多次“闪婚”并收取高额彩礼，可以认定以彩礼为名借婚姻索取财物

　　——赵某诉孙某离婚纠纷案

　　【基本案情】

　　2020年10月，赵某（男）与孙某经人介绍相识，同月双方登记结婚。赵某向孙某给付彩礼8.6万元，婚后未生育子女。2021年6月，赵某提起本案诉讼，主张孙某将婚姻作为获取财物的手段，请求判决双方离婚，由孙某返还全部彩礼，主要理由是：婚后孙某主要在娘家居住，双方共同生活时间不超过一个月，期间因孙某一直主张身体不适无夫妻之实，双方还经常因孙某索要财物一事发生矛盾，2021年3月再次为此事争吵后，孙某回娘家不再与其联系。

　　经法院查明，近4年内，孙某另外还有两段婚姻，均是与男方认识较短时间后便登记结婚，分别接收彩礼8万元、18万元。在两段婚姻所涉离婚诉讼中，男方均提到双方婚后不久即因钱财问题发生矛盾，之后孙某就回娘家居住，没有夫妻生活。

　　【裁判结果】

　　审理法院认为，根据已查明的事实及当事人陈述，孙某在四年内就已涉及三起离婚纠纷，结婚仓促，婚姻关系维系时间短，且男方均表示，孙某收取了较高数额的彩礼，婚后双方只有夫妻之名，孙某在双方发生矛盾后即回娘家居住，没有继续与男方共同生活的意思表示。综合全部在案证据，可以认定孙某的行为属于以彩礼为名借婚姻索取财物。故判令解除婚姻关系，由孙某返还全部彩礼8.6万元。

　　【典型意义】

　　根据涉彩礼纠纷司法解释第二条规定，一方以彩礼为名借婚姻索取财物，另一方请求返还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给付彩礼的目的除了办理结婚登记这一法定形式要件外，更重要的是双方形成长期、稳定的共同生活状态。本案中，虽然孙某已与赵某办理结婚登记，但婚姻关系存续时间较短，且孙某主要在娘家居住，双方未能形成长期、稳定的共同生活状态。同时，结合双方经常因孙某索要钱财发生争吵以及孙某之前所涉两次离婚纠纷的具体情况，人民法院认定其有通过婚姻索取财物的行为，判令其全额返还彩礼，再次明确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的司法态度，维护正常的婚恋秩序。

　　案例二

　　一方基于索取财物目的与另一方建立恋爱关系、作出结婚承诺，可以认定为借婚姻索取财物

　　——王某诉李某婚约财产纠纷案

　　【基本案情】

　　2023年6月，王某（男）与李某通过微信相亲群相识。同月下旬，李某向王某表达交往意愿，并提出在共同生活和办理结婚登记之前王某要给其25万元，王某表示同意，双方遂建立恋爱关系。自2023年6月至2024年2月，李某多次以支付房屋租金、买首饰及其他生活消费为由，向王某索取12万余元。期间，双方一直异地生活，主要通过微信联络，李某主动与王某联系几乎均以索要钱款为目的，其余时间则以工作忙碌等为由拒接、忽视王某的电话，且其从未回赠过王某财物。因自2024年2月起李某拒接王某电话，对王某的领证提议采取推脱、逃避的态度，并多次表示“给够钱才领证”，双方产生隔阂，王某提起本案诉讼，请求李某返还所得钱款12万余元。李某抗辩称，王某在恋爱中自愿赠与的财物不应返还。

　　【裁判结果】

　　审理法院认为，恋爱中的赠与是指男女双方为增进感情，主动、自愿赠与对方财物以表心意，且通常为互相赠与，若日后双方未结婚，赠与的财物一般无须返还。借婚姻索取财物则是一方为取得财物而与另一方建立恋爱关系、作出结婚承诺，给付一方通常是被迫而非自愿赠与财物。本案中，结合双方交往真实意图、给付财物态度、相处模式及感情状况等事实可以看出，李某对双方的感情持漠然态度，其与王某建立恋爱关系是为了利用王某对结婚的期待索要财物从而满足物质需求，李某的行为构成借婚姻索取财物。李某应将王某给付的钱款全部返还。故判令李某返还全部12万余元。

　　【典型意义】

　　本案中，李某在此段关系中名为恋爱、实为索财，其仅在有物质需要时才与王某联系。同时，李某虽表示可以结婚，但明确表示“给够钱才领证”，索取财物意图明显。尽管李某索要的单笔款项价值不大，但不能将王某的赠与行为视为正常恋爱中的赠与，而是认定李某借婚姻索取财物，按照涉彩礼纠纷司法解释第二条规定，李某应全部返还。

　　案例三

　　婚介机构以保证“闪婚”为名收取高额服务费，应结合合同履行情况返还部分费用

　　——林某诉某婚介公司服务合同纠纷案

　　【基本案情】

　　某婚介公司的广告宣传中有提供“闪婚”服务等内容。2024年1月15日，该婚介公司向林某（男）发送了赵某的个人信息。2024年1月18日，林某与该婚介公司签订《（男方）婚姻介绍服务合同》后支付服务费17万元。2024年1月19日，林某与赵某登记结婚。后双方因发生矛盾，于2024年2月29日经法院调解离婚，赵某退还了彩礼。期间，双方未共同居住。林某遂提起本案诉讼，主张因服务合同目的无法实现，请求由婚介机构返还全部服务费17万元。

　　【裁判结果】

　　审理法院认为，婚介机构作为特殊的服务行业机构，应当秉承诚实信用的服务理念为委托人提供服务，严格遵守行业规范，妥善履行合同义务。本案中，婚介机构在提供婚介服务过程中没有充分评估双方感情基础，未能妥当履行合同义务，反而以提供“闪婚”服务为名借机收取高额服务费。但考虑到婚介机构提供婚姻信息、陪同必然产生一定费用，林某对赵某缺乏了解就匆匆结婚，自身也存在过错，酌情考虑扣除2万元劳务费等合理费用，判令婚介公司返还服务费15万元。

　　【典型意义】

　　现实生活中，婚介机构为未婚男女牵线搭桥，成就美好姻缘，本是好事，适当收取服务费亦不违反法律规定。但如利用未婚男女急于寻找佳偶的心理，以提供“闪婚”的中介服务为名收取高额服务费，则该行为违反了婚介服务的应有之义，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悖。“闪婚”当事人因婚前缺乏深入了解，感情基础不牢，容易“闪离”。在此情况下，当事人主张高额服务费应予返还的，人民法院可以结合婚介机构履行合同情况、当事人离婚原因等因素，认定具体返还金额。

　　案例四

　　因彩礼给付方隐瞒自身重大疾病导致未办理结婚登记的，应考虑其过错情况对彩礼返还数额予以酌减

　　——吴某诉刘某婚约财产纠纷案

　　【基本案情】

　　2023年8月，吴某（男）与刘某举行订婚仪式，给付彩礼22.8万元。后因刘某发现吴某隐瞒患有重大疾病导致不能生育的情况，未再办理结婚登记。双方没有共同生活过。吴某遂提起本案诉讼，请求刘某返还全部彩礼22.8万元。

　　【裁判结果】

　　审理法院认为，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且未共同生活，符合法律规定的返还全部彩礼的法定情形，但因吴某向刘某隐瞒了自身存在重大疾病导致不能生育的情况，其对未办理结婚登记这一结果存在过错，应对返还彩礼数额予以酌减。经法院调解，刘某酌情向吴某返还彩礼20万元，吴某撤回起诉。

　　【典型意义】

　　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且未共同生活时，彩礼给付方要求返还全部彩礼的，人民法院一般应予支持。但本案中，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系因吴某向刘某隐瞒其身患重大疾病导致，吴某存在过错，在处理相关纠纷时应对该情形予以考虑。经人民法院调解，对刘某返还彩礼数额予以适当酌减，体现了对双方当事人利益的平等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