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年以后，夏登胜回到上学时住过的老宿舍，还是会想起与老师王松灵第一次见面的那个下午。当时，报考研究生学位条件苛刻，夏登胜还在忐忑地等待录取结果，王松灵突然出现在他面前。

　　“听说你要读我的研究生？”

　　“你在做什么课题？有什么想法？”

　　“我是指，你在口腔科学研究上有什么想法？”

　　本来，老师主动上门，夏登胜意外又感动，但王松灵连珠炮似的提问，让他一时语塞。

　　“喏，这是几篇最新的临床一线英文文献。你抽空读一读。”临走，王松灵从背包里掏出一沓纸，交到夏登胜手上。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口腔医院（以下简称北京口腔医院）副主任技师张春梅常常和学生们笑谈，“王老师是你们所有人里最爱学习的”。

　　做学问，任何时候都没有捷径。王松灵26岁刚到医院时，住在筒子楼里，三家共用一个厨房，大家商量着错开时间做饭。早上，王松灵带着一岁多的女儿赶班车去幼儿园，晚上安顿好孩子后，就开始挑灯夜读。

　　等女儿大一些，王松灵干脆晚上把她带到医院空闲的实验室写作业，自己在隔壁开会，讨论片子。

　　白天出门诊，夜晚的时间显得弥足珍贵，其他年轻人休闲娱乐的时间，被王松灵用来写书、读文献、讨论课题。

　　2019年，57岁的首都医科大学副校长王松灵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成为我国口腔界的第一位中国科学院院士，这或许是对他“全天候”工作的一种回报。

　　2020年春天，王松灵回到家乡湖南湘乡，在母校东山学校设立“松岩教育基金”，用来奖励优秀教师和优秀学生。

　　王松灵告诉对方，学生们需要的，不单是经济上的支持，或者说，人文关怀同样重要。那天傍晚，一群孩子坐在王松灵面前，穿着整洁的衣服，露出轻松自信的笑容。如果一定要解释，或许是来自外部的力量改变了生活，但正是这样一个个微小的关于互助、关于爱的细节，让人温暖且踏实。

　　——引子

　　一

　　月牙儿在不远处的山坳上闪着光。

　　天蒙蒙亮，风是冷的，大雪纷飞。时间好像静止了，直到远处传来窸窣的脚步声。

　　由远及近地，富有节奏。一个年轻人渐渐在皑皑白雪中露出脸，目的地是10公里外的学校。他肩上背的担子，用一根竹子支撑着，里面是在学校一个月的粮食。

　　“松灵早呵。”对面，相熟的老师与王松灵打着招呼。

　　王松灵好像有使不完的力气。他喜欢提问，遇到难题，会一个人想很久。上课时，总是右手拿着笔，握成拳头顶着下巴做出沉思状。

　　湘乡的冬天，似乎没有完尽的时候。每晚，灯下孤坐，听着窗外怒号的劲风，那些被王松灵埋藏在心底的种子，开始慢慢生根，静待发芽。他清楚，任何远大、难以企及的理想，首先要迈过脚下的生活，然后，才是厚积薄发。

　　1989年，王松灵取得北京医科大学（今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医学博士学位。在北京口腔医院工作两年后，他又到日本东京医科齿科大学做博士后，从事唾液腺放射生物学研究。

　　在日本，王松灵看到了日本同行的敬业。实验室同事见面打招呼说的是“加油干”，而不是“吃了吗”。甚至，鲜有人说起科研外的话题。

　　学习不是最难的，最难的是如何将科研技术带回来。1992年，王松灵完成博士后研究又回到北京口腔医院，筹建了国内第一个唾液腺疾病中心。王松灵发现，中国有丰富的临床资源，但当时的临床研究并不理想，以前的研究是总结性的，缺乏设计和前瞻性。他希望，通过唾液腺疾病中心促进该领域临床研究。

　　1994年，北京市推出“新星计划”，资助工作成绩突出的青年人才出国深造。王松灵得到5万元资助，他马上给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以下简称NIH）的老师布鲁斯·鲍姆（Bruce Baum）写信，希望到NIH学习进修。NIH是国际上医学基础研究最高水平的机构之一，博士毕业后王松灵就一直盼望去那里学习。

　　王松灵以“特别志愿者”的身份到了NIH。

　　3个月后，王松灵的科研任务顺利完成，布鲁斯·鲍姆请王松灵留下，今后的资助他们出。王松灵的学习时间不断被延长，在NIH连续待了近两年，身份也由一般项目成员变为研究骨干。

　　在世界最前沿的研究基地，王松灵接触的是世界顶级专家，做的是前沿研究，思路大为开阔。那段日子，王松灵日益感觉到，口腔学科的发展，除了以往的传统研究，还应在细胞生物学、分子生物学、基因治疗，干细胞及再生医学等方面有所突破——若想实现理想，任何一个环节的努力都不可或缺。

　　一次，时任首都医科大学口腔医学院院长的王邦康到美国访问，专程到NIH邀请王松灵回国，并告诉布鲁斯·鲍姆一定要放他回国。与王邦康畅谈后，王松灵的目标更加明确：回国创建口腔基因治疗分子生物学实验室，进行基础研究和国际合作。

　　出国前，王松灵率领建立的唾液腺疾病中心是一个临床基地，但还缺少基础研究基地；1998年回国后，新成立的实验室恰巧弥补了这一不足。

　　“王老师常说科研要为应用服务，所以我们的所有科研方向都会以走向临床为目标。这句话一直激励我不断修正自己的科研方向和道路。”直到也做了老师，北京口腔医院牙周科主任刘怡才明白，王松灵当年的热情和执着有多么重要。

　　那是2003年，刘怡开始做王松灵的博士生，王松灵的原创课题牙髓间充质干细胞刚刚起步，这是国际上最前沿的课题。

　　牙周健康是口腔健康的基石。“目前，慢性牙周炎的治疗主要通过机械控制牙菌斑，只能消除刺激因素，即使采用膜再生技术或釉基质蛋白，促进局部组织再生，作用也有限。传统牙周炎治疗效果不让人满意，干细胞介导的组织再生为牙周炎治疗提供了新的治疗模式。”王松灵从拔出的智齿中获取干细胞，采用异体牙髓干细胞治疗牙周炎，取得良好疗效。

　　“重度牙周炎常导致牙齿脱落，传统假牙修复并非生理性修复，功能不能媲美真牙。再生生物牙根可实现生物修复。”王松灵团队利用牙源性干细胞成功再生小型猪牙周炎所致的牙周缺损组织。他们的研究为利用异体干细胞再生牙周组织提供了免疫学依据，为异体牙源性干细胞的临床转化应用奠定了理论基础，极大扩展了牙周组织再生的干细胞的应用来源。

　　这个实验贯穿了王松灵整个青壮年时期，足有20年。只有深入参与，才会发现其中的难度非同寻常。在一次关于干细胞新药产品质量的标准实验抽样过程中，发现抽样数据存在问题，“这种抽样如有一项不正常就要推翻重来，如果有问题，那会导致新药制作前功尽弃。”最后，团队查出是生理盐水出了问题，“后面在新药制作过程中，我们每一个步骤每个环节都要及时检测，把质量监控好，检验合格再往前推着走。”

　　王松灵团队研究的国内第一款干细胞应用于牙周炎治疗的新药走到了临床试验阶段。“中国干细胞之父”吴祖泽院士希望，王松灵的这项研究能够在临床研究、临床应用和干细胞成药方面有所突破，真正地为社会需求服务。

　　近几年，依托实验室，王松灵和他率领的团队还开展了两个新研究方向，一是牙齿的生长发育和再生研究，二是硝酸盐的代谢机制及功能研究。

　　唾液在口腔中发挥重要功能。以往人们认为，硝酸盐及亚硝酸盐对人体有害，而人在正常生理状态下，唾液中的硝酸盐浓度是血液中的10倍。“生理的就应该是正常的，不是有害的。”王松灵说。王松灵团队对唾液中硝酸盐转运来源、机制及功能等进行了系列研究，发现人细胞膜硝酸盐转运通道，揭示硝酸盐对人体的作用。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吴阶平医药创新奖，国际权威口腔医学奖IADR/AADR颁发的威廉盖茨（William J. Gies）奖，国际再生医学及干细胞奖，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荣誉接踵而至，王松灵的科研之路逐渐走进学界视野，这是一个学者难得的成就。但很少人知道，王松灵也经历了一份难以言说的忧愁——2012年，国家出台相关政策规范干细胞临床应用行为，王松灵的实验需要进一步符合规范。有学生向他抱怨，“王老师，这个破课题我不做了，也没有意义”。有人劝他就随学生去吧，但王松灵不想放弃，他安抚学生：“你要有目标，灯塔就在那里，你要找到灯塔，就不会迷失方向。短平快的实验很快可以见成效，但有意义吗？”同时，他按照国家要求，加快申报新药审批手续。

　　“这是我们团队自己蹚出来的路，本来没有路。”今天，王松灵回忆起当年，有些感慨，但又颇感自豪。

　　“我想，这可能就是王老师能做出成绩的秘诀吧。”刘怡见证了这个实验的全过程，也见证了王松灵团队的发展壮大，有一次考试后统计，他发现两个教室的学生都报考了王松灵的博士生。

　　北京口腔医院牙体牙髓科主任侯本祥和王松灵是同龄人。当年实验条件差，王松灵召集医院有科研背景的医生开会，听大家诉求。当时，侯本祥刚从部队转业来到医院，王松灵作为副院长分管科研。“他说，请大家安心，实验条件会慢慢改善，平台他去想办法。我们听了很感动。”在王松灵身上，侯本祥看到了一位真正科学家的样子，不是如何睿智，而是如何搭建团队。

　　王松灵对于年轻人的关爱有目共睹。学生在读时，他隔三岔五就会请学生来办公室坐坐；毕业了，王松灵妥当安排学生到国际知名大学继续深造。以至于很多学生都会羡慕他的团队，想办法到这里学习，王松灵开出的条件只有一个：肯吃苦，够勤奋。

　　王松灵的努力，不仅是为了实现个人理想。他说：“中国的口腔界很缺临床人才，但与基础理论研究相比，临床人才还是多的，中国最缺的是基础研究人才。但现在社会风气很浮躁，很多人耐不住寂寞，沉不住气。对医学院校来说，真正体现水平的还是基础研究，基础研究做好了，教学和临床就上去了。”

　　2020年全国两会，王松灵带来两份提案，其中一份是建议完善中国临床医学人才培养的结构体系。他认为，新冠肺炎疫情暴露出国家医学人才存在一些结构性问题。譬如，基层全科医生作为疾病第一接触者，在突发公卫事件和重大传染病防控中承担重要责任，但现今基层全科医生十分缺乏，在岗的全科医生普遍学历层次偏低，对疾病的诊治与防控能力不足。“湖北新冠肺炎疫情动员了全国临床医学的精锐部队，凸显中国应急医疗人员严重不足，尤其高水平复合型专业医生包括传染病、呼吸疾病、公共卫生等专业人才缺乏。”王松灵说。

　　他更希望，未来能够统一临床学位设置，建立以“5+3”一体化培养全科医生为主体的临床医学人才培养体系，参照国际惯例，合格者授予临床医学博士学位（MD），使医学生专心临床技能提高，学成后即可服务于临床，不需要再花3年时间攻读博士学位。

　　二

　　用一个词来形容王松灵，几位学生不约而同地说了“不怒自威”。王松灵坐在那儿，你就不敢不认真，不敢不学习。

　　王松灵极少发火，但要是没忍住，事后肯定会向学生道歉——

　　“我们都是为了让你提高，但是你没有把意见好好落实。你说说，为什么不改？”

　　“这是毕业前的预答辩，有多重要不需要我多说吧。”

　　刚才还和颜悦色的王老师，突然变得愠怒起来。几位学生被震住了，不知怎么接话。

　　但那天结束时，王松灵却当着所有答辩老师和同学的面，道了歉。原话大意是，自己说话急，但不是批评大家，初衷是希望大家能进步、能成长。

　　“他就像父亲那样关心我们。”学生胡磊记得，那晚同学虽然挨了批评，但大家伙儿的心里感动极了。

　　学生周建幸运得多，当年博士毕业答辩，每个人要念3遍幻灯，他要回答同学现场提出的10个问题，同时要考虑答辩专家的提问。答辩前，王松灵问他前一晚几点睡觉，周建老老实实地回答，“早上五点才睡”。王松灵打趣道：“那我今天就不打你了。”

　　学生们都领教过王松灵修改论文的严苛。周建记得，他写过的一篇综述，已经仔仔细细读了5遍，可到王松灵那里，仍能挑出错误。返回修改时，有问题处都被他用红色记号笔清楚标注着：立意不明、段落不清，就连参考文献格式不准确处，他也一并指出。外出开会，但凡要做幻灯讲演，王松灵都会事先在科研组里预讲多次，确保不出错。

　　若要发言，那么开会一小时前，你总能在会场里看到王松灵的身影。“周建，你来看看这个PPT里还有哪些错误，我们一起订正。”2020年中华医学口腔医学年会的首届院士论坛现场，王松灵带着学生在会前足足修改了3个半小时，讲演前，他还是发现了一处偏差。

　　这份刻在骨子里的严谨认真，日渐渗透在学生的一言一行中。夏登胜记得，自己的第一篇英文SCI（《科学引文索引》）论文发表前，王松灵将文章发给自己在美国的导师，请他把关修改。夏登胜说，他的论文最多一次修改过20多稿，每次王松灵都看过。

　　这位像父亲的老师，金句频频，他时常跟像他女儿一般大的学生们说，人生要喝两杯水，一杯甜水，一杯苦水，你若先喝了甜水，那么只剩下苦水；如果反过来，也许你后面的路能走得更加顺畅。意在告诉他们，年轻人在早期吃点苦没关系，办法总比困难多。只要是有意义的事，就要坚持做下去。

　　现在回想，胡磊选择王松灵作为导师，似乎只是因为本科老师的一句话,“那位老师讲牙体牙髓修复时，提到首都医科大学的王校长找到了生物牙根。如果日后有相关科研，那将是颠覆性的进步”。这一番话让胡磊对王松灵的研究充满兴趣。后来，胡磊在硕士研究生期间进入王松灵课题组，后又考取他的博士。

　　一次，王松灵带学生外出开会，除了叮嘱大家多记笔记，他晚上还微信群里发问：大家对今天的会议有哪些思考？我们可以从中学到什么？倘若什么都不回应，王松灵断然是不高兴的。这从一位学生的故事中可看出一二。

　　这天，张春梅接到了在美国做访问学者的学生电话。学生抱怨，导师很苛刻，对自己不好，之前跟他学习的同学都走了。王松灵知道后，不慌不忙地问了那位学生一个问题：“你现在离开，能获得什么？”

　　王松灵开始启发他，如果坚持留下来，你就超越了前面所有离开的同学，你就比离开的学生更加优秀。你应该多和导师沟通，及时汇报科研进展，试两个月我们再通话。

　　学生起初觉得挺不可思议，但后来就慢慢理解了。接下来，他的课题不但进展顺利，还将科研成果发表为文章，他和导师也成了朋友。

　　从一个人到一个团队，王松灵带领大家一步一步走向科学殿堂。

　　中华口腔医学会生物医学专委会里有个传统，年底时，大家提交实验照片参赛，通过图片凝缩整个实验过程。学生郭力嘉记得，小组中每一位学生的图片王松灵都亲自指导过，从拍摄细节到后期演讲，足可见他对学生的培养细致入微。虽然早已毕业，但每逢申报课题，郭力嘉还是下意识地会找王松灵提提意见。

　　郭力嘉觉得，王松灵是真正热爱、专注于科研工作的。“他和很多人不一样，兴趣点就在科学研究上。”当选院士后，王松灵忙得只能缩短睡眠时间，但课题组里每周一次的科研讨论会，他从不缺席。

　　“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这份坚守，在王松灵看来格外珍贵。他曾在困苦中蛰伏很久，但他不盲从、不听信，只服膺真理。他说，困难司空见惯，难免遇上，但总会逾越。

　　三

　　“他太执着了，太执着了。”与王松灵交谈的打开方式不同，夫人徐岩英要更加直接。

　　她说了个简单的例子。一次，一家人开车出门，前方遇到泥泞道路，车轮陷进去半个，大家都很紧张，王松灵却说：“没事儿，加大油门开过去，前面肯定有路。”

　　这份自信在大学时就显露端倪。大学毕业时，王松灵和同学互相写下祝福语，他写的是：给我们的事业取个名字，就叫希望吧！

　　当然，这过程也不是没有委屈。有时候遭受别人误解，他很沮丧，有时候太累了也会掉眼泪，但那都是很短的瞬间。那些脆弱时刻，被王松灵深深藏起来，只对家人展露。除此之外，他是大家眼中最有办法的人。

　　王松灵同时能干三件事：正在办公室改稿子，有人敲门进去找他签字，他放下稿子看文件签字，电话来了，接过电话继续签字，然后又埋头改稿。

　　郭力嘉也见识过王松灵的效率，继而发出提问：王老师晚上睡不睡觉啊？如果睡觉，要几点起床？那是郭力嘉博士毕业期间，半夜十二点多，他将修改好的论文发给王松灵，早上七点，就收到回复意见，连标点符号都帮他订正了。

　　你的科学研究是否有意义？王松灵有时也这样反问自己。但事实上，这种劳动一旦成为惯性，就很难停下来。在日内瓦开会，王松灵看到在日内瓦湖畔散步的老人，对夏登胜说：“我们回去也可以适当跑跑步，别太累。”临走他特意买了计步器，想督促自己多走路，可回国没几天，实验室项目一上马，走路的事儿就放到脑后，再之后，计步器也没了踪影。

　　其实，王松灵还是热爱生活的，课题组的不少学生都在他家里吃过饭。“这个鱼啊，你要拿油把鱼煎到焦黄，两面都要煎。”常年在国外的女儿王宇希回忆起王松灵系着围裙，在厨房为家人做拿手菜紫苏鱼的样子。聚少离多，每次回国，餐桌上满满当当地摆着来自父亲的爱——紫苏鱼、辣子炒鸡、白辣椒炒鸡胗、清炒苦瓜、清水白菜……

　　徐岩英是北方人，为了照顾她的口味，王松灵特意观察着学习给爱人做饭，细致到一茶匙盐、一汤匙醋。上幼儿园时，王宇希和父母在美国生活了一段时间，王松灵不想让她落下国内课程，就边做自己的实验，边抽出时间教女儿认字、读书。回国后，王宇希一度想做记者，但受父亲的职业影响，最终还是选择了卫生经济学。

　　王松灵记得每个人的好。张春梅是实验室返聘的教师，大家都喜欢喊她“大管家”。王松灵告诉学生们，“每年都要记着给张老师过生日，你们辛苦，为大家提供便利条件的张老师同样辛苦”。

　　王松灵的学生微信群里超过百人，平日里着实是个热闹的小天地，课题组谁发表文章了，或是看到好的文章希望分享，还有大年三十晚上的红包，教师节的祝福。往往节日一到，王松灵总是第一个在群里祝大家节日快乐。

　　2011年，王松灵送周建出国继续深造。出发前，两人在办公室长谈。时过多年，周建记得影响了他一生的三句话：做好你的人，做好你的事，你到哪儿都有饭吃。谈话结束，王松灵不声不响，拿出一件早已准备好的羊毛衫送给周建，祝福和嘱托都在这件衣服里了。

　　2020年春天，国内新冠肺炎疫情最严重时，王松灵辗转托朋友从国外买回100套防护服、20个护目镜，分别捐给武汉大学口腔医院、华中科技大学口腔医学院。做这些，不是证明自己的能力有多强，关系有多广，只是在危难下，尽一己之力而已。

　　当然，王松灵还是最舍不得他的科研。夏登胜记得，他们在陕西西安开会后，大家正围在一起吃饭，夏登胜和周建打赌，今天老师肯定不再提科研话题。没承想，王松灵突然挨个点名过问，“小夏，硝酸盐课题进展得怎么样了？”那是2000年夏，夏登胜就是在那一刻，与未来碰了头。

　　（作者：李琭璐，系报告文学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