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从上海石库门旁飘出来，曲调悠扬，带着光阴的气息。站在造型典雅的石库门前，我已记不得是第几次来了。这里是兴业路76号，一幢临街砖木结构的石库门住宅建筑。如今，这里已经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承载着厚重的历史，吸引着追梦人络绎不绝的脚步。

　　在这里，我常常会遇见穿着婚纱的新人来拍照。

　　“这石库门就是我们爱情与幸福的见证！你瞧它已经走过100多年了，却魅力依然、年轻依然。希望我们的爱情也如这石库门一样，永远年轻！”一位新娘告诉我，她就在附近上班，与身为边防军人的新婚丈夫在中共一大会址前留影，是她心念已久的美好愿望。

　　“我也非常喜欢这座建筑，因为它具有非凡的历史意义，总能给人以力量和信仰。以后无论在哪里放哨站岗，我相信，只要看到在这里的合影，我就会感到温暖，获得力量！”她的新婚丈夫、胸前佩戴着军功章的边防军人动情地说。

　　在这里我还遇见了另一对新人，他们的家在偏远的小山村，大学毕业后，他们准备回家乡创业。返乡前夕，两位年轻人携手来到中共一大会址前，许下庄严而独特的誓言：

　　“永远跟党走，爱情永相随。扎根小山村，只待烂漫时……”

　　我被这誓言感动了，好奇地问他们：为什么要选择在这里誓言人生呢？

　　他们说：“家乡刚刚脱贫，要做的事还很多。我们俩既然选择回乡，就一定要干出个样子，把自己的生命跟家乡的振兴融合在一起。人生漫漫，挑战很多，一切都需要时间来证明，一切都需要信仰来支撑。所以，我们一起来一大会址学习、加油！”

　　他们青春的誓言，如春潮涌动着蓬勃的生机，我的内心不禁充满了深深的感动与期待。

　　一

　　今天的上海外滩一带，与旧时景致已截然不同。然而，一些街道以及弄堂框架则没有改变多少。这种带有浓郁历史气息的街景，让我的思绪时常沉浸于昨天和今天的时空交汇之中。

　　100多年前，一个黎明前的时刻，一束绚丽的霞光照在“渔阳里”一座石库门房屋的窗棂上。

　　“天又亮了！”陈独秀推开石库门房屋上的那扇小窗。他转过身，握住俄国记者的手，说：“谢谢吴廷康（维经斯基化名）先生，现在我们不仅知道了马克思，还知道了列宁和布尔什维克，以及社会主义国家。我们要走俄国革命之路。”

　　俄国记者的脸上立即泛起红光，随即他用热烈的拥抱回应说：“我会把您的意见，尽快告知莫斯科。”

　　“走，我们一起去见见上海几位年轻的‘笔杆子’，他们已经在我们的编辑部了！”陈独秀说。

　　于是，两人走进另一间房子，见到了一群如朝霞般生机勃勃的年轻人。

　　而那一天，陈独秀最兴奋的是看到了比自己小12岁的另一位“小陈教授”。这位“小陈教授”刚刚完成一件大事：翻译《共产党宣言》。

　　“太好了！这是全部的译稿？”

　　“是的，我在老家完工的……”

　　“小陈教授”名望道，浙江义乌人士。就在这一年早春二月，他只身返回故乡，躲在自家那间寒冷而寂静的柴房里，埋头扎进了翻译《共产党宣言》的工作中。

　　“融儿，这里太冷，搬到堂屋的阁楼去写吧！”母亲送饭来的时候，一边叫着儿子的乳名，心疼地唠叨着，一边给他披上一件厚棉衣。

　　“不碍事的，娘。这里安静，我需要安静！”儿子继续埋头翻着那本母亲看不懂的洋文书。

　　“娘，你做的甜粽子就是好吃！我在日本一吃饭就会想起你包的粽子，没法比！”儿子抓起母亲端来的红豆粽子，一边吃，一边说。

　　“你爱吃，就天天给你包喽！”母亲收起儿子扔下的粽子叶，轻轻地退出柴房，然后悄无声息地关上门。

　　翻译是单调而枯燥的，然而对年轻的陈望道来说，他完全被德国人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文字燃烧着、激荡着！你听，这如雷的声音，振聋发聩——

　　“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大陆徘徊……”

　　陈望道一次又一次地激动了！他高声诵读着《共产党宣言》。声音飘出柴房，在故乡的那片山谷间回荡。尽管母亲和乡亲们听不明白那“叽里咕噜”是些什么内容，但知道喝了“洋墨水”的陈望道一定是在做正经事。于是，他们时不时悄悄地跑到陈家的那间柴房门外，瞅几眼，再悄悄地走开。

　　朴实的山民，让陈望道得以全神贯注地驰骋在文字呈现给他的世界风云之中。他，甚至忘掉了身边所有的一切，只听见笔尖在纸上“沙沙”作响。

　　有一次，母亲拎着饭碗和几只粽子、一碟红糖进了屋。看着儿子埋头写字，不忍打扰，便悄悄退了出去。唉，这书呆子！母亲轻轻地叹了一声，然后回到宅院，忙家务去了。

　　专心致志的陈望道完全沉浸在《共产党宣言》之中了。他随手拿起粽子，蘸着桌上的墨水就吃了起来。“真理的味道是甜的”的故事由此流传开来。

　　后来，中文版《共产党宣言》，如霞光般照亮了当时正在追求救国救民的年轻共产主义者的心。

　　二

　　就在上海的街道上，近百年前，著名的“五卅”运动在这里爆发。在这场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亲自领导的反帝爱国运动中，何秉彝、尹景伊等13位青年英勇牺牲，其中学生陈虞钦和工人邬金华、朱和尚都只有十六七岁。

　　“十六七岁是花季的年龄。我们在十六七岁时，多是钻在书本里，其实真不太懂什么。上了大学后，第一次校外活动，学校组织到龙华烈士纪念馆缅怀革命烈士。从那时起，我们好像一下子就长大了，懂得了人生的意义！”

　　在上海市疾控中心，我又一次见到了新冠病毒流调队那些“80后”“90后”年轻队员。他们谈起最近开展的党史学习教育和一年多来参加抗疫战斗的心境与体会时，这样对我说。

　　记得一年前的3月底，正值抗击新冠疫情最紧张和最繁忙时刻，我第一次见到这群年轻人。流调队负责人潘浩告诉我，自1月15日第一例输入性新冠肺炎患者在上海出现，50多天里，这群“80后”“90后”队员，没有一个人睡过完整的觉，“一直战斗在一线！一天连续工作20多个小时几乎是家常便饭……”

　　我知道，上海浦东机场一直是国家防控境外输入疫情的前线，而境外输入的压力一直没有减轻。潘浩的团队就在这道抗疫战线上坚守着，到现在已经超过了400天。

　　这支队伍有50人。“队员中有一半以上是党员，他们虽然年轻，但身上都有一股革命英雄的献身精神。尤其是一年多的抗疫战斗的锤炼，‘我是党员，我先上’已成大家的共识。疫情就是命令，命令一来，无论活儿有多重、任务多艰巨，我们没有一人退缩。”潘浩说。今年浦东出现一例本土新冠肺炎患者后，流调队的队员全体出动，连续工作了72个小时，像大海捞针一样，成功从冷链物品上寻找到了新冠病毒传染链。

　　三

　　有一天，我在上海团市委机关讲课。一位团干部听我讲了17岁的少年英雄欧阳立安的故事后，一定让我把这段故事发给他。他说自己是负责学校团委工作的，想把欧阳立安的英雄故事讲给更多年轻人听。

　　听了这位团干部的话，我的脑海里再次浮现欧阳立安的青春身影——

　　12岁时，欧阳立安就帮着身为共产党员的父亲在长沙城里递送情报，被革命同志亲切地称为“地下交通战线的小火箭”。他机智灵活、人小腿快，深受徐特立、向警予等革命家的信任。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之后，欧阳立安随母亲来到上海，继续从事地下工作。在这里，他结识了中共早期革命者何孟雄，主要负责为中共中央机关和中共上海区委递送情报。

　　上海滩的马路、弄堂密如蛛网，人流如潮。我们地下党的活动场所，常常就在弄堂附近。重要的秘密会议会在旅店、书场、茶馆等热闹的地方，这样可以掩人耳目；或是在弄堂内的小阁楼上，那种地方一般不熟悉的人想摸进来都不容易。何况，窗口上的一盆花、一块手绢，就是一个暗号。即便敌人和特务能“飞”到这些小阁楼里，起码也要三五分钟甚至十来分钟的时间，这个时间足可以让能隐蔽的隐蔽起来，能撤离的迅速撤离——秘密工作便是如此。

　　但危险仍然随时会出现。一次，欧阳立安去一处秘密地址送信，刚拐进弄堂口，就见秘密联络点的窗台上有暗号，告诉他此处目标已经暴露。欧阳立安转身想走，可远远看见弄堂口已经有两名便衣警察在等候。

　　这一天，欧阳立安身上带着几封重要信件，一旦落在敌人手中，将对革命造成重大损失。想到这里，欧阳立安拔腿就拐进另一条弄堂。哪想到这条弄堂仅有一两百米长，没走几步就被前面的一面墙堵死了。怎么办？往后退，意味着被敌人逮个正着；往前则道路不通。而此时，持枪的便衣警察已经追到欧阳立安身后的弄堂口了！

　　“侬往哪里跑啊！”便衣警察已经在喊话了。

　　欧阳立安知道此次险情非同以往。他强作镇静，迎着敌人走去。因为后面的那面墙太高，他根本跳不过去，所以只能往回走。

　　在敌人一步一步逼近时，欧阳立安则在寻找脱身的机会。

　　突然，他看到弄堂内有一户人家的门开着，而且这户人家的后窗似乎连着另一条弄堂。说时迟，那时快，只见欧阳立安一个箭步闪进这户人家，穿过前堂厨房和后面的房间，跳上一张靠墙的化妆台，然后一脚踢破后墙的玻璃窗，跃身跳进了屋后的弄堂。欧阳立安健步如飞，连续跑过四条弄堂，又穿过一条马路，才算摆脱了敌人的追踪。

　　后来，欧阳立安作为共青团干部参加一次秘密会议时，因叛徒出卖而被捕。敌人看他年龄最小，企图从他身上找“突破口”。

　　“这么小年纪搞啥革命？懂得啥是革命吗？”反动军警高一声低一声地想吓唬欧阳立安。

　　“想让我告诉你吗？”欧阳立安反唇相讥。

　　“你说来听听……”

　　欧阳立安把头一昂，高声道：“革命，就是无产阶级推翻一切反动阶级，打倒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中国人民……”

　　“得了，得了，这么个小赤佬还想推翻谁呀？知道当共产党是要被杀头的吗？”

　　“知道！我参加革命的第一天就知道了！”欧阳立安大声对反动军警们说：“我是共产党员，就是筋骨变成灰，也还是百分之百的共产主义者，我为正义和人民而死，死而无怨！”

　　寒冬季节的监狱内，欧阳立安冻得半夜醒来。他再也睡不着了，目光透过铁窗，等待着晨曦露白。

　　那一刻，他想到了妈妈，想到了弟弟与妹妹。现在，妈妈和弟弟妹妹不知怎么样了？

　　那一刻，他又想到了眼前的上海。

　　眼前的上海，也有洋楼，可那些工人们流血流汗盖的洋楼为什么都是资本家在住呢？

　　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一个又一个“为什么”盘旋在欧阳立安的脑海里，于是他开始喃喃地吟诵起一首自己作的诗：

　　天下洋楼我工人造，

　　资本家坐在洋楼哈哈笑，

　　国民党看门来把守，

　　共产党为工人坚决奋斗……

　　“嘿！我们的革命小火箭，如今也要当诗人了呀！”第一个喊出这句话的，是一起被捕的鲁迅的学生柔石。他也没有睡着，这时跟着欧阳立安一起朗诵起这首诗来。开始是柔石一个人在朗诵，后来是整个囚室的“犯人”跟着一起朗诵。

　　看到大家如此亲切而激情地朗诵自己念叨的诗句，欧阳立安激动得泪光闪闪。他在监狱里吟成的诗，后来被一名获释的同室“狱友”带出了监狱，新中国成立后收录进《革命烈士诗抄》之中，这也是欧阳立安这位小烈士留在世上的唯一诗作。

　　1931年2月，鲁迅先生得知他的5名学生和小英雄欧阳立安等24名革命者被国民党反动派秘密枪杀于龙华监狱之后，悲愤地写下了这样的诗句：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

　　四

　　“三月三，上龙华，看桃花”，是上海民众的一大习俗。上海龙华人杰地灵，原野沃若。此地有座古塔，相传是当年孙权为孝敬母亲所建。“龙华”即因龙华塔和龙华寺得名。在塔与寺的四周，自古就长有成片的桃树。每年三月三，当地百姓成群结队来龙华赶庙会时，就会顺便观赏桃花美景。这一风俗延绵至今，年年盛况。

　　今日之龙华，每年春天，市民们除了来观赏桃花外，更多的是到龙华烈士陵园祭扫安葬在这里的烈士——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在各个历史时期牺牲的数千名烈士。

　　走进龙华烈士纪念馆，在通向陈列室的走廊两侧，张贴着密密麻麻的《革命烈士证明书》。在这里，我看到了许多熟悉和不熟悉的名字，他们中有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领导者蔡和森、向警予、邓中夏、恽代英、赵世炎、罗亦农……更有许多今天的人们并不熟悉、却在革命斗争中壮烈牺牲的英烈志士。

　　“我们的党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从地上生出来的，更不是从海外飞来的，而是在长期不断的革命斗争中，从困苦艰难的革命斗争中生长出来的，强大出来的……”这是上海市徐汇区残联一位兼职干部的声音，他朗诵的是陈延年烈士生前所说的一段话。

　　那天，我到龙华烈士纪念馆为残联的同事们讲党课。课后，这位残联的兼职干部告诉我，他是一家福利企业的经理，手下有100多名员工。“创业初期，来工作的残疾人都有些自卑，我就经常带他们到中共一大会址和龙华烈士纪念馆参观，用中国共产党走过的百年艰难历程，鼓励他们向共产党人和革命者学习，学习他们的崇高信仰与坚强意志，学习他们勇于克服困难、不怕流血牺牲的精神。慢慢地，这些人变得坚强起来，开始学本领，学创业，走出了一条条自立自强的精彩人生路……”

　　正当我与这位干部交谈的时候，身边走过一队举着红旗的小学生。孩子们排着整齐的队伍，唱着歌，从烈士纪念馆门口走来。于是，清脆的童音在我耳边响起：

　　您用那甘甜的乳汁把我喂养大

　　扶我学走路，教我学说话

　　唱着夜曲伴我入眠

　　心中时常把我牵挂……

　　一首《党啊亲爱的妈妈》歌声嘹亮。一时间，我只觉有春潮扑面涌来……（何建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