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法系源远流长，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蕴含丰富法治思想和深邃政治智慧，是中华文化的瑰宝。数千年中华法系的理论和实践表明：和合之道可以适用于国家治理这一系统工程。从历史发展角度来看，中华法系具有强大的包容性，首先是思想上的包容性，即以儒家思想为内核，综合其他各学派的思想精华。其次是治理手段上的多样性，即重视德礼政刑、国法乡约、贤人良法等多种范畴的综合应用。从现代法理学来看，有学者认为，纯粹的法律之治具有局限性，需要多种手段配合。由此看来，综合治理的思想既是中华法系优秀的文化基因，也是建设现代法治国家的必由方略。

　　德礼政刑综合为治

　　中华法系综合治理以民本思想为旨归，是谓“德惟善政，政在养民”。为实现这一目标，孔子率先提出了多种手段综合治理的思想：“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在孔子看来，无论是政治、法制还是道德、礼制都不能单方面发挥作用，应当相互配合、协同并进。自此之后，无论是董仲舒的“德主刑辅”思想，还是《唐律疏议》的“德本刑用”思想，一直到朱熹的“明刑弼教”思想，都强调道德和法律在内的多种社会规范和合并存，进而让整个社会实现系统治理的功效。

　　古人主张，所来有自。若从犯罪的预防和矫治来看，德礼之效，重在预防；政刑之效，重在矫治。因此，德刑并用是古人朴素而完备的综合治理思想。就德刑关系来看，德首要重在“官德”，所谓“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官德”就是社会对古代领导干部各方面的素质要求。如《周礼》有小宰一职，提出了六条对官员的要求：“以听官府之六计，弊群吏之治。一曰廉善，二曰廉能，三曰廉敬，四曰廉正，五曰廉法，六曰廉辨。”这六条以廉洁为本，从声誉、执行能力、勤勉态度、品行、守法、明辨力等角度对官员的个人素质提出了全面的要求，这既是道德要求，也是法律要求。之后，秦代《为吏之道》、历代循吏列传的撰写都继承了此种清官文化。

　　从历史实践来看，刑名之学由来已久，秦代的律令治理提供了立法技术和实践经验，造就了刀笔吏群体，提供了中华法系的制度理性；自汉代罢黜百家以来，造就了儒生群体，赋予了中华法系的思想内核。因此，王充认为：“文吏以事胜，以忠负；儒生以节优，以职劣。二者长短，各有所宜。”陈顾远先生认为：“中国法系之体躯，法家所创造也；中国法制之生命，儒家所赋予也。”刀笔吏和儒生的融合，正是秦汉综合治理实践的必然结果。由此概括来看，综合治理不仅仅是多种手段并用，而且要实现合力，即实现社会治理体系的整体优化。

　　国法民约综合为治

　　除去律典和礼典外，以礼俗为主要内容的家法族规、乡规民约等习惯法也是中华法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就此视角来看，国法和民约的关系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表现，然而始终相互协调，国家法引导民间法，民间法补充国家法，两者相得益彰。在漫长的中国法制史发展过程中，无论是大儒撰写的《颜氏家训》《朱子家礼》，还是民间宗族自发形成的《袁氏世范》《郑氏规范》《义门家法》，都是古代民间法的重要法源。

　　民间法的存在与中国古代基层治理的发达具有直接关系，例如《周礼》规定：“令五家为比，使之相保。五比为闾，使之相受。四闾为族，使之相葬。五族为党，使之相救。五党为州，使之相赒。五州为乡，使之相宾。”其次，周代还考虑到九种团体中权威秩序产生的不同，重视“以族得民”的“宗”、“以任得民”的“友”等人物实现国家和民间共同治理，这实际上是“因俗而治”的表现，使得作为国家法的“礼”能够和作为民间法的“俗”能够协同共建，建筑和谐、良善的统治秩序。

　　老子有言：“道常无为，而无不为。”单纯依靠单一治理主体，进而意图掌控全局，难免头重脚轻、顾此失彼，意图有所得而实不可得。因此，国家和民间共同治理反而节约了国家治理成本，进而能够起到良好的社会效果。国家往往也认识到了这一点，例如，朱元璋曾提出：“族长主持家事，教育后世子孙，理当遵守。”乾隆也曾指出：“族内贤愚，族长督纠，管理族人，依法惩治。”在古代家族本位的社会发展过程中，明代以后的宗族逐渐乡约化，宗族和官府的互动关系日益增强。

　　以调解与诉讼关系为例，民间调解的发达与国家司法体制的衔接，是中华法系的重要特点。而古代民间调解制度本身，也是综合建构的，包括宗族调解、乡邻调解、行会调解等多个方面。很多家法族规强调宗族调解的优先性，如有规定：“凡劝道风化，以及户婚田土争竞之事，其长与副先听之，而事之大者，方许之官。”由此看出，民间调解既替国家节约了相当的司法资源，也往往便利了当事人，尤其是当事人之间存在亲属关系时，更是如此。在古代“礼乐教化”文化的影响下，民间法的运用往往成为基层官吏劝化百姓、平息诉争的重要手段。

　　贤人良法综合为治

　　“治人”与“治法”是中国古代思想家反复探讨的一大概念，虽然存在一些争论，但在中华法系建构的历史过程中，“贤人”与“良法”从来都是合则两美、失则两伤。贤人良法并用，这是中华法系的优点和特点。无论是何种流派，都提出了各自的“人”与“法”的互动方案。例如，韩非在重视“法”之外，还重视“人”的关键作用，提出：“明主治吏不治民。”墨子指出：“能择人而敬为刑，尧、舜、禹、汤、文、武之道可及也。”孟子认为：“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王夫之指出：“盖择人而授以法，使之遵焉，非立法以课人，必使与科条相应，非是者罚也。”延至近代，钱穆先生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也指出：“制度必须与人事相配合。”观诸史书，循吏为政则天下宴然、衣食滋殖、除民疾苦。酷吏为政则上下相遁、民趋无耻、奸宄愈起。因此，正如前文提到，德之首重在于“官德”，而治人尤在于“吏”这个“关键少数”。

　　在古代，贤人治理以民本思想为旨归，贤人政治实际上为仁爱政治。例如《周礼》一书，在重视官吏素质同时有诸多集议制的设计，给予国人诸多权利，重视民众在司法中的作用，与当今的为民司法理念不无契合。如周代小司寇一职，就“掌外朝之政，以致万民而询焉。一曰询国危，二曰询国迁，三曰询立君。”因而，在当今法治国家的建设中，既要注重法制建设，只有这样才能立良法；也要重视法律职业队伍建设，只有这样才能行善治。只有贤人和良法的结合，才能发挥法律的经世功能。正如唐代白居易所说：“虽有贞观之法，苟无贞观之吏，欲其刑善，无乃难乎？”

　　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说：“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中华法系的理念、路径富有辩证法色彩，调动了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高效、良善治理而发挥效能。司马谈在《论六家要旨》就讨论了儒、墨、道、法、阴阳六家的优劣和得失。汉宣帝也曾指出：“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中国历史上的思想著作也不乏相关理论，如战国末期的《吕氏春秋》，唐代的《群书治要》。可见，在任何一个时代，法律理论既要保持鲜明的主流思想，又应当吸收人类历史上的一切优秀成果，在今天也概莫能外。中华法系的综合治理思想，既是治理手段的综合，也是为政思想的综合，值得深度挖掘、省思与弘扬。

　　（作者为西南政法大学刑事检察研究中心研究员、法学博士、重庆市永川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