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立案庭的一名速裁法官。都说东城无小事，事事关政治，大量矛盾纠纷如果不能以最快速度妥善处理，不仅影响区域营商环境和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还可能影响社会稳定乃至中国的国际形象。因此，建立有效的诉源治理工作机制对于基层法院而言迫在眉睫。2018年，东城区人民法院创立了以诉调对接工作站为主要特色的“和立方”工作机制，联合行政机关、街道社区、行业协会等各方调解力量，主动对接群众司法需求，让更多矛盾解决在源头。根据工作安排，我带领团队把更多精力投入到接地气的巡回审判工作中。

　　四年来，我们背着国徽，骑着电动车，走出法院，主动来到所有离矛盾最近的地方巡回审判，上门处理了大小纠纷5000余起，几乎走遍了东城区的每个角落，近万名群众因此受益。百姓们都称呼我“背包法官”，听着特别的亲切。附近百姓听说法官来了，都带着问题来咨询，我们就在办案之余一一解答。这种互动方式让百姓感觉很解渴，取得了“调解一个案、普法一大片”的良好效果。很多纠纷当场解决，再不用到法院打官司。上门审案，也许少了一分法庭的威严，但却多了一分和百姓心贴心的温暖。各方调解员的业务能力与实战勇气也因我们的到来而显著提升，他们从以前的不敢调、不会调，到现在的敢于调、善于调，能调成的案件类型也越来越多，源发地工作站吸附矛盾能力也得到进一步增强。

　　如今，街道、社区、医疗、交通等多个端口我们都设立了工作站，这套“中心开花、四周辐射”的“和立方”多元解纷机制也在逐渐发展完善，为形成具有核心区特色的基层社会治理模式贡献了“东城方案”。“和立方”一站式调解纠纷、化解矛盾的工作方式，大大提升了涉民营企业案件的调解成功率。以前，企业双方对簿公堂，互不相让，争了一审争二审，调解难度较大。现在，通过诉前调解工作的灵活开展，双方沟通地点和方式发生改变，更多纠纷在法院设在院外的工作站内协商解决，为双方达成调解奠定了良好基础。去年，我们曾在驻投融资商会对接工作站成功调解一起两公司间的服务合同纠纷，被告因内部员工挪用大量公款潜逃导致现金流紧张，原告公司则等着该笔应收账款发工资，双方都很着急。经过调解员耐心调解，被告同意尽快筹措首笔资金解决原告燃眉之急，双方握手言和达成分期付款的协议。经济形势不好，我们审案子不能简单机械办案，除了断是非曲直，更要设身处地考虑企业的实际困难，从而提高调解成功率，让更多民营企业能够度过难关。

　　说实话，去对接工作站开展巡回审判工作，比在法院审案子更累，更辛苦。每天我们都要背着几十斤重的大书包，带着电脑、卷宗和法袍，骑着自行车到处跑，不光路上花时间，风雨无阻，审结案件的数量也比在法院开庭更少。如果只算司法统计帐，确实不划算。但是，我们地处首都核心区，如果算算政治账、算社会治理账，结论肯定不一样。因为我们的出现，更多简易纠纷在老百姓在家门口一站式解决，我们通过这种费力、费时的方式，指导基层调解组织把更多的纠纷吸附化解在起诉以前，基层调解员收获了自信，老百姓省了打官司的钱和处理矛盾的时间，法院也因此减少了收案，一份努力换来三方受益，还促进了一方的平安和谐，无论多么辛苦，这项工作都值得坚持下去。

　　我们在现场处理案件的过程中，为围观的广大吃瓜群众即兴摆摊讲法，这种普法方式比发传单、打横幅等方式更加直截了当，能收获更好的普法效果。白天，我们在工作站里现场指导调解员开展调解工作，晚上，我们在微信群里线上指导调解员提出法律意见、修改调解协议。短期来看，我们改变了他们有纠纷直接到法院起诉的习惯，更多老百姓愿意有矛盾去工作站解决，使更多矛盾吸附在工作站，在工作站里“一站式”化解；中期来看，我们通过带教的方式能够帮助相关单位的同志和基层的法律工作者更准确的理解法律、适用法律、提高他们化解矛盾的水平；长远来看，能够通过工作站调解员向前一步的调解工作，从源头上预防化解矛盾纠纷，让大量矛盾化于未发，止于未诉。所以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我都觉得东城法院的“和立方”工作模式，非常有意义。

　　四年多的探索运行，如今的工作站已成为“保居民就业、保基本民生、保市场主体”的民心工程。虽然辛苦，但无怨无悔，我们愿意在完成常规审判工作的同时，骑着自行车，继续走街串巷的跑下去，努力把司法为民送到东城区的每一个角落，努力让更多群众能够在家门口切实感受到司法的公正与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