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荔枝看中国，中国荔枝看广东，广东荔枝看高州。全球每十颗荔枝，就有一颗来自茂名高州。

　　今年，高州荔枝总产量超28万吨、全产业链总产值近百亿元、交易量超170万笔，连续三年竟未有一起购销纠纷诉至法院。

　　不仅如此，高州的万人成讼率连续三年下降，高州市人民法院收案量亦是出现三连降。今年1月至11月，诉前调解纠纷3519起，调解成功率达87.3%。

　　地处粤西的农业大市高州，山多、人多、地少，矛盾纠纷一度多发易发，为何这几年变了个样？消失的纠纷去哪了？当地诉源治理又开展了怎样的探索？

　　“遇事找法”咋就变成“遇事找法院”？

　　“这是我家的地，垃圾我想怎么倒就怎么倒！”高州市根子镇公垌村村民老何理直气壮。

　　“还你家的地？我家荔枝树‘飞’长到你家地里去了？”同村村民李大姐不甘示弱。

　　一个寻常的秋日，公垌村村委会调解室的气氛有点“燥”。

　　原来老何拆房建房，李大姐认为倾倒的建筑废料侵占到自家荔枝园，要求清走。老何则觉得废料堆积地都在自家自留树树冠投影范围内，不存在侵占。

　　村支书何以葵反复劝说无果后，电话向高州法院金山法庭庭长朱祖永求助，并把双方请到了离村2公里远的镇司法惠民服务中心。

　　双方刚坐下，身在法庭的朱祖永通过视频连线开始调解：“树冠投影范围不是土地权属界线的法律依据，只有土地权属证明才是。这事如果闹到法院，因为你们都没有土地权属证书，可能谁都赢不了。”

　　听着法官的线上普法，双方不再争执。接着，朱祖永结合法理和情理提出调解方案：取两家中间线划界，老何立即把界外的废料清走。

　　两家当场签署调解协议，在线司法确认，纠纷顺利化解。

　　“这些年，村民法律意识提高了很多，不少人一有纠纷就想着让法院判！”何以葵告诉记者。

　　一时间，法院案件量猛增，“遇事找法”却渐渐变成了群众口中的“遇事找法院”。

　　“可村里的事大多都是鸡毛蒜皮的事，都到法院解决纯粹是浪费司法资源，而且初期没化解非要等判决，法院即便能‘结案’，但也不一定能‘事了’啊。”在何以葵看来，村里的事最好在村里化解。

　　2019年10月，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和茂名市委决定，在法院帮扶的新垌镇长流村试点建设司法惠民服务中心，探索“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的粤西山区版“枫桥经验”。

　　长流村司法惠民服务中心设在村委会，配备65寸触摸一体机并与法院联网，群众有法律问题可现场连线法官咨询答疑，中心还可在线调解、开庭、观看庭审直播。

　　“中心让老百姓有纠纷不用跑法院，‘家门口’就能‘找个说法’，矛盾在初期就解决了。”长流村村委会主任邓勇辉说。

　　2个月后，司法惠民服务中心在高州全市铺开，市级设在法院立案庭，镇街一级设在当地综治中心，聘请900多名镇街村干部、老党员、网格员等担任联调员。

　　“现在村里有了矛盾解决不了，就第一时间带到中心去求助，很管用。”何以葵说。

　　前不久，记者来到根子镇司法惠民服务中心，镇党委副书记潘露指着墙上的工作流程图介绍，受理群众来访后，如是纠纷就现场调解，调解不成连线法院指导，如是法律咨询、案件信访投诉现场答复，答复不了上报后3日内回复……

　　“中心其实就像个社区诊所，‘小毛病’在这里看就行了，‘疑难杂症’再去法院这家‘大医院’。”潘露做了个形象的比喻。

　　根子镇司法惠民服务中心成立三年来，登记的纠纷中，只有不到四成进入了诉讼程序，去年全镇万人成讼率同比2020年下降了3.08个百分点。

　　如今，全市40个司法惠民服务中心已成为高州矛盾纠纷的“过滤网”，搭建“社会解纷在前、法院诉讼断后”解纷格局的成效初显。近三年来，高州司法惠民服务中心指导调解2.5万余次，化解矛盾纠纷1.5万多件，普法宣传3800多场、4.8万余人次。

　　“单兵突进”到“联合融入”转变的关键在哪？

　　“案子这么多，办案的时间都不够，哪还有精力连线指导？”中心建立之初，有法官心里这样想。

　　朱祖永跟记者算了笔“账”。

　　2022年，广东法官人均结案357件，居全国第一，比2018年多了28.7%。以他所在的金山法庭为例，两名法官，2021年收案750多件，人均370多件，每个工作日都得开两三个庭，多的时候四五个。

　　诉源治理让大量纠纷化解于诉前，金山法庭去年收案降到600余件，今年1月至11月又比去年同期减少了35.03%。

　　“参与前端的纠纷治理，看似对办案做‘加法’，实则是做‘减法’，矛盾在源头得到了化解，到法院的案子自然就少了，群众和法院都受益。”高州法院院长李亚车表示，现在全院干警有了这样的共识。

　　消极应对的问题解决了，又容易走上另一个极端。

　　不少行政机关和人民调解员觉得，化解纠纷就是法院的事，调处矛盾是“替法院打工”。

　　一边是法院先行的“单兵突进”，一边是相关职能部门延缓的“联合融入”，工作曾一度陷入困境，诉源治理“法院参与”变成“法院全管”，“最后一道防线”变成“第一线”。

　　如何在党委的领导下，统筹“治未病”？

　　“诉源治理是一项系统性、全局性工作，以‘法院’一家之力无法完成，必须置于党委、政府治理大格局之中协调推进。”高州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张燕告诉记者。

　　“中心建立之初就由市委统筹资源、统一部署，充分体现了党委领导。”张燕接着说。

　　这种考量还体现在中心的机构设置和组织领导上。据张燕介绍，市一级中心主任由市委政法委书记担任，副主任由法院、检察院、公安局、司法局等部门主职领导担任，各镇街党委分管政法的副书记作为中心第一责任人。

　　“党委牵头管总，解纷资源一下就统起来了。现在各中心联通了派驻检察室、派出所、司法所、妇联等部门，融入‘平安大走访’‘一村居一律师’‘一村（居）一警一巡防队’等治理平台，真正能将矛盾化解在当地、消解在萌芽。”李亚车告诉记者。

　　今年9月12日，广东高院院长张海波在高州司法惠民服务中心调研时说：“坚持党委领导是诉源治理取得成效的根本所在。诉源治理，诉在法院，源在各方，要继续紧紧依靠党委、政府融入治理大格局。”

　　中心通过汇聚各类解纷资源，诉源治理的“末梢神经”被充分激活，也织就了一张法治网、平安网，既解了百姓心结，更提升了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今年9月25日，在平安广东建设工作会议上，高州获颁“平安鼎”。2022年，高州万人成讼率37.32件／万人，同比下降3.22个百分点，居全省前列。

　　纠纷化解如何发挥行业优势？

　　镇街的司法惠民服务中心，多调解家长里短的家事纠纷或法律关系简单的劳务纠纷、土地纠纷，对于一些专业领域的矛盾，限于调解员专业知识的欠缺，很多时候调解效果不尽如人意。这个问题如何破解？

　　“冯队长，我明白了，事故的全部责任确实该我负，不去信访上诉了！”今年5月，高州交警大队司法惠民服务中心，一起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纠纷正在调解，肇事者刘某向市交警大队交管中队副中队长冯家贤说道。

　　今年3月，刘某驾驶货车追尾碰撞张某骑行的摩托车，致张某当场死亡。市交警大队认定，刘某超速行驶，与前车没有保持必要安全距离，应承担全部责任。

　　后得知张某是无证驾驶，保险公司和刘某都认为张某也有一定责任，遂对事故责任认定不服申请复核，上级复核后维持原认定。刘某准备到法院打官司，并扬言要信访。

　　纠纷转到交警大队司法惠民服务中心后，退休老法官、调解员苏永平邀请冯家贤一起现场释法明理。

　　“是你超速的过错引发了事故，张某没有驾驶证与发生事故没有必然联系，根据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第六十条，责任划分是根据事故中双方过错程度来认定的……”冯家贤的专业解释指出问题症结所在。

　　随后，刘某、保险公司和张某家属很快就赔偿达成调解协议。

　　这是高州交警大队司法惠民服务中心今年调解成功近800宗道交纠纷中的普通一件。今年高州共发生交通事故2000多起，仅有400余宗纠纷到法院。

　　“今年大队这边的中心调解成功率高达73%，如果这些道交纠纷分散到各镇街中心调解，肯定不会这么高。”冯家贤认为。

　　“行业纠纷行业解”，这样不仅能将普通纠纷和行业矛盾分开，提高调解精准度，还能发挥专业优势提前介入，有效提升调解率。

　　为此，高州在实现镇街全覆盖的基础上，还相继在交警大队、总工会、国营农场等纠纷相对集中的行业中心建成司法惠民服务中心。

　　“中心进驻总商会，除了能发挥行业专业性组织自治和服务功能外，还能将纠纷解决在行业内部，维护各方当事人的商业信誉。高州市总商会5000多个会员单位，去年通过中心诉前化解纠纷139件，为企业发展帮了大忙。”高州市总商会会长梁友尧表示。

　　只有把诉调对接的“调”向前延伸，做好对人民调解的业务指导，才能真正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解决在萌芽状态。

　　高州法院选派法官分主题为中心特别行业调解组织开展调解沙龙集中授课，举行调解失败案件分析会，组织调解员旁听类案庭审。

　　从长流村到新垌镇，从新垌镇到高州，茂名全市如今已建成158个司法惠民服务中心，前端化解纠纷4.3万余件，累计接待群众法律咨询11.2万余人次。

　　司法惠民服务中心已成为粤西山区的“枫桥”，这桥是群众解纷的“连心桥”，更是共建共治的“立交桥”。